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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下总汇”之崇文门税关

        高福美

        崇文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明代大运河终点从积水潭改到通州之后,崇文门成为经由水路到达北京城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即设有征税宣课司,到明中期成为京城总税关,并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庞大的皇室以及各级官僚衙署、文人士子等聚集在北京,这里也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消费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携带各式商品纷至沓来,以满足北京城的日用所需。这些客旅商货都需在崇文门登记报税,故崇文门关也有了“天下第一关”之誉。

        “鬼门关”难过

        明清时期的北京,每日往来行旅众多,有回京述职的官员、进京赶考的士子、贩卖货物的商人等等。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客旅,每日穿梭在京城内外,作为京城总税关的崇文门关便尤其显得忙碌拥滞。如何区分商货还是寻常行李,对于崇关胥吏来说是个巨大的难题。这一方面增加了客贩偷税漏税的可能,同时也给管关人员克扣行旅提供了便利,故崇文门关又有“鬼门关”之称。

        乾隆二十九年,御史汪新因携带箱子进城被崇文门关胥役勒索钱300文。嘉庆五年二月,一监生进京过卢沟桥时被讹索,到了广宁门又被拦阻勒索,该监生因所携钱款已在卢沟桥用尽无可给予,所以无法正常进城。他只好绕道,最后守候两昼夜才得以进京。即使是权重一方的封疆大吏,通过崇文门关也并非易事。据记载,左宗棠回京述职时亦曾被崇文门管关人员勒索四万两白银,屡经沟通才被放行。

        真假海巡,招摇撞骗

        京城道路四通八达,为严防进城货商偷漏税款,崇文门关还委派了一支特殊的巡查队伍——海巡。然而这支行动灵活的稽查队伍,也是崇关弊政的一个缩影。嘉庆十七年八月十九,崇文门税务监督吉纶奏报:因稽查透漏责在海巡正副监督,所派家人不过数名,所以不得不雇人帮同巡查。然而近畿地方辽阔,究属鞭长莫及。因此有“市井无籍匪徒散布四方冒称海巡,多至百数十人,名为稽查,藉以索诈,俗谓之图人白役,甚或勾通不肖胥役私收私放”,进而导致崇文门税课“遽形短绌”。

        道光十年,因税局巡役过多,又有这些巡役的亲戚及熟识的闲杂人等向该管委员“请讨谕帖”,借此与商贩等人勾结偷税漏税及勒索商旅,导致往来官民人等将崇文门关视为畏途。如遇有装载行李车辆到门,每一个衣箱索取银四两至八两、十两不等;有奸商私贩违禁等物夹带进城,胥吏等收受贿赂然后私自放行。道光十九年时,连皇帝也认为崇文门宣课司设立海巡,原以“访拏偷漏为慎重税课起见”,然而近来所派海巡并不亲赴稽查,“以跟役私人为耳目,以致招集市井无赖讹诈客商扰害行旅,种种不法情殊可恶”。

        防止偷漏,增设税口

        为防止货物私运进城,崇文门关在进城的主要通道均设置了分税口或者稽查机构。清代崇文门关的总税口位于崇文门外大街,同时又在卢沟桥、板桥、东坝等地设了多处分税口。商货走水路经运河至通州上岸,再由朝阳门外大道入朝阳门,至崇文门纳税。卢沟桥至广安门是西路进城的主要陆路通道,因将卢沟桥设为分税口,在此设役巡查。

        “崇文门所过一切官办物料、客商货物及行李,车驮如从陆路进京者,俱由卢沟桥税局查明件数,送广宁门转押,崇文门税署查验有无输税,分别放行,此向来办理之章程也。”其中板桥和东坝两处税口的设置,则是因其为货物偷漏的主要道路。史书记载:板桥为卢沟桥绕道,客商货物多由板桥走漏,在此设置稽查口。东坝“原非通州、张家湾大路,因有土人将进京货物绕道至东坝私卸隐藏,再逐日暗运”,故在此设役巡查。

        延用重臣,严惩积弊

        为进一步清除崇文门关税务之弊,清廷通过不断调整惩治措施及委派亲信官员管理崇关两大方式来应对。雍正二年发布“剔弊四条、便商四条、设口二条”,其中剔弊四条分别是缎纱、绫、大羢等物按丈尺纳税,獭皮按照价值纳税。清朝历代皇帝也多次强调对于税关弊政应严加惩处,“如有需索情弊……从重惩办”。同时,在监督选拔和任用上,“崇文门税差多蒙皇上特简大员管理”。乾隆朝因“崇文门税务殷繁,不无滋弊,恐胥役从中需索有累商民”,所以“特派亲信大臣”进行管理。因此,崇文门关监督任职名单中不乏鼎鼎大名的大臣,乾隆朝时“目今即系阿里衮,上任则系舒赫德,溯此而上则为大学士傅恒”,可见朝廷对于崇文门税务之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崇文门关被勒索的人员,除了一般客商行旅之外,也多有各地的官员及士子。后者在崇关的遭遇往往会被上奏皇帝或者书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崇文门关弊政的传播。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御史汪新弹劾崇文门弊政,后经查明则仅为“巡役要去饭钱三百文”,虽有需索之事,但决不至于如御史所言崇文门关管理“横行无忌,全无过问者”。实际上,明清时期的北京作为“天下总汇之区”,每日进城货物及行旅往来众多,作为征收进城货物关税的总税关,崇文门关每日验视的商货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可能正是它在税收过程中出现问题较多且被诟病的重要原因。

        民国以后,崇文门关税成为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度是北方军阀间相互抢夺的军费来源。1928年都城南迁之后,北平各界认为崇文门关的存在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请愿废除崇文门关,并最终于1930年正式撤销。从此,存在了四百多年的“天下第一税关”——崇文门关成为历史。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有此一说

        “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

        《郎潜纪闻三笔》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言官屡劾,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也。”曾有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经过崇文门时关吏所索过奢,陆姓官员实在无力承担,只好将他的行李都寄存在城外,只身带领一个仆人进城,这样才能免于被税之困扰。他说:“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

        乾隆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上奏,有和珅家人刘秃子,本为和家一名车夫,但是日常生活“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怀疑因其“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代理税务有年”,借征税之名擅自加增税课才有如此奢华的生活。虽然证据并未坐实,但经理崇文门人员的优渥收益确实屡载史册。另外当时有很多不法商人与崇文门官吏相互勾结以侵吞税课。如酒税是崇文门关征税的主要来源,酒也就成为商人偷漏税款的主要商品之一。据道光二十八年奏报,近年来“贩运私酒愈出愈奇逐队成群,背负肩挑明目张胆,动即拒捕。虽经缉获多起,仍复依然走私,其余卖放包私之弊,更不一而足”。当年有人戏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

  •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干什么?

        李书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庸报》刊发《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一文:“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这段报道是否确实?“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到底在哪里?他究竟干了什么?

        皇姑屯事件后,1928年6月,张学良接了父亲张作霖的班,开始主政东北。12月29日,他宣布东北从即日起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也就是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此,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1月,南京政府明令在北平设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节制辽、吉、黑、热、察、绥、冀、晋八省军队。

        时任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追忆:“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张学良幕僚汤国桢先生的子女汤纪涛、汤纪森也撰文介绍,协和医院将“医院旁边的一个长方形小楼”,作为张学良的“隔离病房”,“楼上楼下共有十多个房间。张将军病房在楼上尽头的一间,张将军的侍卫副官长谭海住在楼口第一间房内。这个房间装有外线专用电话。”

        1931年9月18日,东北军政要员在北平为辽北大水灾救灾基金筹募举行义演,张学良邀请英国公使蓝浦生夫妇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锋》。据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兼任司法院副院长张继的秘书盛成回忆:“张学良也去了戏院,包厢就在我们旁边。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人找到了我们这儿。”原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从沈阳打来长途,有紧急事项报告。张学良听闻立刻辞别蓝浦生夫妇,返回协和医院。

        荣臻电话中向张学良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东北军北大营射击。“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9月19日凌晨1点,张学良下达了不予抵抗的命令。

        据1990年张学良接受美籍口述历史学者唐德刚访谈时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张学良说的“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指的是“中村事件”等日本不断挑衅的情报。1991年,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又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9月19日6点左右,张学良又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会商,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

        就这样,日本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由此可见,“九·一八”之夜不予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达的。张学良之所以这样做,和此前蒋介石南京政府提出的方针有直接关系。

        据顾维钧回忆,早在1931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张学良等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等要求时,蒋介石觉得还是对日谈判为好。当时东北军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士兵,抗日呼声较高,还发生了一些扣押日本特务的事件,因此张学良提出这样的要求。

        7月12日,针对日本人故意挑起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电明确要求:“此非对日作战之时。”而此电文被日方窃取,7月24日,日本驻北平参赞矢野电告了币原外相,进一步刺激了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11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9月19日,得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立即致电张学良:“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整个电文无一字言及“军事”或“抵抗”。

        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国联的绥靖做法,仅仅4个月零10天,东北美丽富饶的白山黑水全部沦丧,3000万同胞惨遭蹂躏。也就是从“九·一八”起,中国人民开始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

  • 童年的记忆

        张儒刚 作

  • 京西有座古城村

        岳强

        长安街西延长线北边的古城村,隶属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是永定河东岸一座古老的村落。我在东庙街居住时,古城村已经没有庙了。但过去有,而且有八座,简直是一个寺庙群落。

        前街东口有一座三义庙,俗称东庙,那是古城村最大的寺庙,我所居住的东庙街便因此而得名。村里的老人们说,三义庙内有山门、火神殿、三官殿、南禅堂、回香亭等殿堂,供奉刘备、关羽、张飞以及碧霞元君、火神等塑像。

        三义庙消失后,留下了三棵奇树,其中一棵古槐郁郁葱葱,形似游龙,被称作“龙槐”;另外两棵树龄约五六百年的白皮松,枯死后枝干完整,仿佛冬眠的样子,被村民们视为“神松”。那三棵奇树曾是古城村的标志。三义庙改为古城村最早的小学校时,民间花会队伍经常在古树下集结,每年大年初二和农历四月十一,村民们在古树下聚集,敲锣打鼓,踩着高跷,排着长长的队伍,到七十多里外的妙峰山朝顶进香,祈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三义庙之外,古城村还有过五道庙、朝阳庙、树神庙、马神庙、娘娘庙和两座龙王庙。朝阳庙俗称西庙,与东庙对应,坐北朝南,一进院落,山门影壁后有韦陀护法神像,正殿供奉观音菩萨。娘娘庙是一种统称,凡供奉女神的庙宇往往称为娘娘庙。古城村的娘娘庙供奉碧霞元君娘娘,每逢妙峰山进香朝顶的日子,各村花会便到娘娘庙“献档”。娘娘庙旁边建有茶棚,招待献档的人们。

        1995年,在古城村以西出土了两座唐代古墓,历史学家考证认为,早在13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这里就形成了村落。世世代代以种地经商和拉骆驼运煤为生的村民们,在石景山脚下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起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秉心圣会,下辖十档花会,俗称“花十档”。每年农历四月十一“踩街”、十二“扬香”、十三“朝顶”、十四“还乡”的行香走会活动,村民们喜闻乐见,秉心圣会也因此闻名遐迩。如今,被专家们称为“北京地区民俗风情活化石”的古城村秉心圣会,已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城村还有一个名字“老古城”。分明是一个村子,为什么叫作“城”呢?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古城村曾是五代时期玉河县城所在地。有专家认为,宋代曾在此驻军,一则防御外族入侵,二则防范永定河洪水,而驻军的营寨——安祖寨是一座城堡。至于“古城村”这个名称,据考证,最早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宛署杂记》。

        关于村名的来历,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带领起义军行进到京西,发现夜色中有一座城堡。他怀疑城堡中有伏兵,便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并派人前去侦察。探子回来报告说,那不是城堡,而是一个村子。天亮后,李自成亲自进村察看,发现村东的两棵白皮松并排而立,高大挺拔,枝桠搭在一起,宛如一个城门洞,而夜色中的城墙,不过是村边的篱笆墙。

        在李自成的起义军队伍里,有许多来自山西洪洞县的灾民,他们后来在这里落地生根。古城村的常姓、郝姓和闫姓人家,就是李闯王起义军的后裔。村民们根据刘关张古城相会的故事,在村东那两棵白皮松旁边建起了三义庙,一则怀念故土,二则弘扬忠义正气。

        2009年,古城村拆迁,一座千年古村从此消失。如今,那里高楼林立,我曾经居住过的东庙街已经了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