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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尊重人性的复杂,是社会成熟的表现

        须一瓜 梁鸿

        《双眼台风》:一伙算不太好的人共同完成的正义之举

        须一瓜:这个小说《双眼台风》,用一句话概括它的话,就是一伙算不太好的人共同完成的一个正义之举。比如小说里的“疯子”警察傅里安,奉行法律至上,可以被认为是道德完美的典型。但是他还有很多毛病——自负,嚣张,没什么人味,等等,这些不太好的品性,不影响他是好警察。小说里的杀人犯,那个逃了十年、作案累累的真凶,他是被逮进去了,如果他没逮进去,他绝不会主动自首,说这事是我做的。但他在监狱里,写一个“偿命申请书”,说自己良心发现,要求人家定他罪。再说小说里的那个记者,如果他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他可不可能义无反顾地去追求正义?还有那个主审法官,一生内心骄傲,如果他不是身患绝症,他有没有可能去反思自己?还有那个唯一的目击证人,如果十年前,他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目击真相的话,就有可能改变这个冤案局面的,但是他,有冲动无勇气,直到他快死了,为了消除业障,延长生命,这个时候他站出来了。

        《双眼台风》就是一群不算太好的人,以他们心中小小的善,实现了我们每个普通人心中的共同善,正是这个善,促进了这个案件有力的反转。现实生活很残酷,我在小说中已经将它美化了,但它启用的是人性方程式。 我把最有可能性的,符合人性真实的逻辑链完成了。就是这些不太完美的人,共同完成和证明了一个人间有正气的传说。

        梁鸿:在当代文学里,你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中篇和短篇写得非常棒,它们对生活的内部有一个特别细致的人性铺陈,里面有矛盾,有人性的挣扎,略微有现代主义的色彩,不单单着眼于现实的场景,而是把现实场景抽象为更为普遍的人性的法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荒诞存在,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我看你的长篇小说,有另外一种感觉——你对当代生活非常了解,这得益于你记者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作家职业化写作之后,生活面是比较窄的,很多时候没有深入他人的生活里面,即使他写警察,他也写得像知识分子,即使他写农民,可能写的也是有文化的农民。但我觉得你有职业上的优势,像《太阳黑子》和《双眼台风》,你对公检法系统的了解,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想象,把握得非常好。另外,你还能从极端化的事件里面抽离出来,找到人心深处最细微的震颤。我当年看《太阳黑子》的时候,我觉得太牛了。藏匿那么多年,三个人内心的变化,那样的恐惧,那样一种试图去救赎但没有完全完成的这样一种把握,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你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能抓到人性深处最细微的那一点矛盾,并把它抽取出来写作。

        《双眼台风》里的傅里安,是非常重要的警察,充满正义感。我觉得你下笔,这个人物有点轻了,其实可以更狠一点。

        小说最后是非常大的高潮:“小碧”台风来到县城,来到市区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大自然的波澜开始了,这个时候人间的搏斗正在同时进行——他们要到台风的漩涡里找证据,找死去的范锦安,他的证据给了前妻“沙僧”;以鲍雪飞为代表的,试图销毁证据的这群人,也往这个村庄去;汪欣原,一个终于觉醒或者不得不觉醒的记者,带着人马也到这个村庄去——他们同时到了台风的漩涡里面,这个真的写得惊心动魄,我觉得人间那样一种搏斗和大自然是一体化的,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这个点它不单单是人间场景,还有上天的暴戾,我们说自然的律动和人性的律动是一致的,共同参与到这样一场搏斗里面,小说最后正义得到了实现。

        这本小说最成功的是人物

        梁鸿:这个小说的结构非常吸引人,它是能够一气呵成地读下来的,矛盾极为尖锐,对人的描述非常细腻,每个人物都特别鲜明。这部小说最成功的是人物,每个人物的走向,他的挣扎、驱使的动力,都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作家,把对话和人物内心写到这种地步,简直不用做什么了。

        这里面有三组人物,第一组人物是鲍雪飞,这是一个创举。当我们写负面人物的时候,一般写男性,因为男性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物,我们还是男性中心社会。但是你写鲍雪飞这样一个人物,写得特别好玩。首先她是女性,其次她是野心勃勃的女性,又其次她是非常美丽的女性,再其次她是一个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有点黑化的女性。当我读《双眼台风》的时候,我真的被她吸引,她像巴尔扎克的野心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产物。这个产物你可以完全批评她,她不顾他人性命,为了掩盖自己一点点错误,不惜牺牲别人,不惜打别人,不惜抓住别人,不惜把他的同事放到精神病院,总之无所不用其极。同时她也是文学人物,为什么是文学人物呢?因为她包含某种反思,她不是单向的人物。你对人物的把握,仍然在非常重要的美学、非常重要的批判主义的层面。“鲍雪飞”这个生命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力,或者说她这个自我生命的要求是非常强劲的,跟我们的时代某种律动相一致的一个人物。她是值得思考的一个人。

        还有一组人物,就是傅里安和范锦明。傅里安是有正义的警察,他和鲍雪飞是最直接的博弈者。你对傅里安的处理特别有意思,读者会问:他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他的行为是基于正义感还是某种偏执?这个角色有一点点精神狂躁倾向的,有一种家族遗传病的因子,他是正义的,又是具有偏执倾向的,他会做出什么?我觉得这是你设置人物特别好玩儿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傅里安”这个人物假。

        还有一类人,是小人物——当年被鲍雪飞误判为杀人犯的顾小龙,和他的小伙伴,以及记者汪欣原。这一群人是普通老百姓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在生活里面,他有一点点善良,但是这个善良往往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一旦做点事情会被压得更低更低。他们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可能我们也是这样做,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担心。在这一群人身上,你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变化。他们选择做与不做,尤其做的时候,他们承担的压制更大,对家人的打击,对他们自身命运的转变,都是非常有决定性的转折,但是他们还是做了。

        这么处理,不能被简单看作一个“光明的尾巴”。我们看这部小说,它自身的逻辑非常严密,每个人的变化,在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他的抉择,符合他内心的情感,符合他所代表的人性的选择,它具有可信度。刚才你说,小说最终呈现了一种温暖、正义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基于我们对人性的信任,对普通人的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双眼台风》不单单是关于正义的书,其实它真的是关于人如何在你的处境里面,找到你生存根本的东西,如何呈现人性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

        尊重我们的“不纯洁”,

        善的东西就出来了

        须一瓜:我觉得我们尊重内心里复杂的东西,尊重我们的不纯洁,实际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成熟的表现。我们对人复杂的心地,有足够的理解和宽容,也许善的东西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小说,我做了大量的采访,接触最多的就是呼格案。推动这个真实案子的记者,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为什么我的小说里面就没有去写那么高大上的,或者容易高大上的人?就是因为不真实,或者说这样的概率是很小的。他的能量也不是我们普通人、普通记者所拥有的。

        当时在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回到我们普遍的状态。一个人他会有小九九,或者是小算计。他们心里随时可能很慷慨温暖,同时蝇营狗苟还很暴戾,但是这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普通人,共同努力完成这么一个公平与正义之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不容易,但是它是可行的,是便于复制的。因为我用的就是人性最简单的方程式。得出这个结论,这个共同善的完成,就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当你看到那么多冤案,而且推进得那么艰难的时候,会摧毁你的写作信心,那么,你怎么调动公众心里的那个光,那个温暖,要合理设置,才能令人信服地突破,这是我面临的写作考验。梅特林克的《青鸟》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其实人间的石头都是宝石,只是人类认识的太少了,你们只认识那么多。”

        梁鸿:我觉得长篇跟中篇不太一样。长篇是结构性的东西,自身有生命力的,如果你对于生活节奏没有办法把握,长篇你也没有办法把握。长篇是非常艰难的写作,它是有激情的,既要求一个作家,对所写的对象有充分的了解,每一个人的走向,大致的故事发生的可能;同时它又要求结构,它要求作家要安排,你必须要安排人物谁先出场,这个甘文义什么时候出场,傅里安什么时候出场,意味着你对你描述的事件是如何把握的。所以我觉得写长篇,它特别考验一个作家整个的文学的修养和他洞察所描述的这段生活的能力。

        我自己写长篇,写作过程之中,不是很明晰的,你在写作之前和中间,你安排的时候,这个安排挺好,但是你突然写着写着,好像不太对,不由得自己了,有的时候写偏了——我挺享受写偏的过程,如果一个作家从头到尾完全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写,这个作品一定是失败的。这个人物突然间脱离你之前的控制,自行说话,自行去写作,虽然是你创造的,突然有新的东西生成的时候,可能你才真的进入到了这一群人生活的内在。你好像真的创造了一个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你创造一个人,他自己在走。我觉得写长篇,非常考验一个作家,当然,我觉得长篇也非常考验读者。

        揭示“偶然性”,

        是这本书的社会学意义所在

        须一瓜:插一句感慨,我特别喜欢你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罕见的人物塑造,这个人物在文学史上会留下来的。他的光,带有诗意,带有审美色彩,这个人物在中国文学人物里面是有力的补充。我很嫉妒。我原来有意想做这个人物,但有了梁光正,我们都没有机会了。没想到,你把他放到农村,有那么强大的生活画面支持他,那么精彩扎实的情节展开,非常棒。《梁光正的光》横空出世的时候,对我当头一棒:真的是写得好。

        梁鸿:哈,谢谢你,但还是说回《双眼台风》吧。这本小说有非常强的社会学意义。它给我们正义的呈现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就是:正义不是天然就有的。只是因为非常偶然的机会,这个人的命运真实才被打开,这个机会极有可能是没有的。这种偶然性非常可怕——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本书的社会学意义。但是偶然里面它包含着大的希望,这是双重的意思。

        你极有写作的智慧,在今天这样的“文章”很难做的。这里面有很强的批判性,有很强的现实性。你对公检法内部的程序运作,是极为了解的。你写记者汪欣原挣扎的时候,是极为真实,极为触动人心,因为那个巨大的压力是通过一个一个细节完成的,通过鲍雪飞,通过傅里安,通过报社内部的人,它具有某种现实性。其实这本书不但普通读者可以阅读,这本书所描述的专业的人也应该阅读。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虽然不知道怎么运作,但是我们一读就知道,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部分。

  • 一部温情的野狼“驯化史”

        胡祥

        法国电影《阿尔法:狼伴归来》(下称《阿尔法》)从故事上讲,特别像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下称《少年》),只不过这部冰川时代的动物题材电影并不“奇幻”,相反它特别的“现实主义”,其中捕猎知识、部落语言、天象方位等有据可考,细致纯粹,将一个心善到懦弱的少年与野狼的相伴故事娓娓道来。

        电影的主题非常简单,就是表现人和自然这对永恒的关系,并不涉及到《少年》中对老虎是否真的存在这种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讨论。电影的叙事基本是线性的,位于北欧大陆的一个原始部落男人们组队外出狩猎,首领的儿子也就是主角科达在围猎过程中掉下了悬崖,接下来就是科达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家的故事。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故事过于单薄,那是因为这部电影主要想表现的就不是惊险的故事,而是自然环境下人与动物情感如何变化。所以,我们看不到《荒野生存》《狼图腾》那种人与自然激烈抗争带来的戏剧性——那两部电影要表现的更多的是人作为主体的强大性和征服性,而《阿尔法》则是自然主义式的温情派。

        这部电影有两大亮点。一个是对史前自然大气瑰丽的风光的表现——壮观的夕阳围猎、来势凶猛的山洪暴发、静谧绚烂的极光之夜,有一种原始的美感,都极具震撼力,较为少见。

        电影的另一大亮点是人对狼的驯化过程。事实上,表现人与狼相处的影视作品有不少,比如《丛林王子》《白狼勇士》,但是这类电影大多数带有奇幻色彩,主要表现狼的神秘感和传奇感。《阿尔法》比较写实,电影主要讲人和狼的和谐共处,如果这一部分描写不细致,这部电影基本就不成立。从结果来看,这部电影将人与狼从敌对到相伴这个过程描写得还比较可信。最开始是阿尔法和狼群一起围攻科达,科达为了自保砍伤阿尔法,但是心善的他没有杀掉落单的阿尔法,而是冒险从鬣狗嘴下救出了阿尔法。他们躲进山洞后,进入真正的单独相处的空间。这个过程中,电影对几个小细节处理比较好——包括采集药草敷在脚上治伤,用蛆虫治愈狼身上的刀伤,这种科学性的小细节,让这个转变过程看起来有说服力,狼从开始的抵抗、戒备到臣服也就顺理成章。

        成也简单,败也简单。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平淡。它的故事进展的每一步都像砌房子一样工工整整,主角与狼之间相互试探,相互摆脱,到危机中重逢,这部自然主义的电影也循着类型电影的套路。它让我想起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看到的一部美国动物题材电影——《赛马皮特》,讲述的是一个少年偷了一匹叫皮特的赛马,穿过美国西部的沙漠去寻找自己的姑姑。少年不愿意接受朋友的资助,用暴力夺回属于自己的钱,像一块又硬又臭的石头,和皮特正好成为一种性格互投的镜像,有一种青春期的撕痛感,让人念念不忘。

        而《阿尔法》本质上是一部温情的电影,它还暗藏着一个主题——男主角科达的成长,这其实也是动物题材的一种套路。科达开始不愿意杀生,没有毅力和耐心,连钻木取火这样最基本的生存手段都不会。等他单独面对凶险的荒原时,他学会猎杀野兔,也学会了钻木取火,表面上他开始在生存本领上有了进步,但是实质的主题——人物的成长其实并没有。他本质上还是那个善良的少年,反而阿尔法由攻击性的野狼变成了类似家犬的同伴,使电影走向更加温情。至于科达是否能够像他父亲期望的那样,展现足够的统治力成为接班人我们不得而知,对这样的电影我们也无法要求太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阿尔法》很像一部科教片,非常适合一家老小一起观看,这绝对不是对这部电影的贬低。因为它过于精确地展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细节,确实有教育意义。除了对狼的野性表现弱化了一些,对其它猛兽的威胁,对狂风暴雪的严酷都有充分的展示,能够在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的电影也未尝不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一方面是感受精美的画面,另一方面也确实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生存小知识,毕竟,类似的国产电影还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