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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邮热:一代人的记忆

        邮票现在已经很少用到,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席卷全国的集邮热,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可以说,改革开放后,邮票成为群众最先玩起来的收藏品、投资交易品。

        1 集邮的兴起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人们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而集邮因为门槛低,成了当时许多百姓的选择。

        1980年1月13日本报在4版刊登了即将重新出版的《集邮》杂志第一期的要目。三四年后,这本杂志的发行量已居世界所有集邮刊物之首。但当时,人们还并未意识到,一场席卷全国的集邮热正在酝酿中。

        那个年代集邮的人,大多都有从信封上剪邮票的经历,集邮者之间也会进行交流和交换。那时,集邮可以说是纯粹的文化活动。全国各地经常举办邮展和集邮讲座等活动,文化气氛很浓。

        1983年11月29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集邮展览在北京举行。这次邮展对以后集邮活动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1983年11月23日《北京日报》4版,《首次全国性集邮展览即将举行》)

        展览举行的同日,邮电部发行《中华全国集邮展览1983·北京》纪念邮票一套。当天,很多人为了购买这套邮票从一大早就开始排队。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北京人热衷于收藏。集邮在所有的收藏活动中爱好者最为广泛。每当新邮票发行,不论春夏秋冬,中国集邮总公司门口总是排着长队。

        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集邮学会集体和个人会员已发展至十万之众,各厂矿、机关部队等集邮学会也遍地开花。(1989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2版,《京华兴起收藏热》)

        2 不得不提的“猴票”

        在中国谈起集邮,有一张绕不过去的邮票,那就是1980年发行的庚申“猴票”,这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也是它真正揭开了集邮热的大幕。

        1979年,艺坛大师黄永玉受邀设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生肖邮票——“猴票”。但黄永玉当时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这枚小小的“猴票”,开启了怎样的邮票神话。

        “猴票”于1980年2月15日发行。全套一枚,以大红为底色。它创造了新中国邮票史上的升值奇迹。在民间甚至流传着“一枚‘猴票’一辆车,一版‘猴票’一套房”的说法。虽然这说法有些夸张,但这说明了“猴票”的昂贵与难得。

        先看官方标价,1983年,“猴票”由0.08元调至0.8元,1990年已经调至70元。而“猴票”在邮市的实际交易价格更高。1991年时,一枚“猴票”已经卖到150元,是其面值的1875倍!

        到2010年时,“猴票”市价约为5600元一枚,整版(80枚)市价已达50万元以上。而在2017年的一场拍卖会上,高品相整版“猴票”甚至拍出过200万元的高价。

        其实,刚发行时,“猴票”并没有引起多大动静,甚至有些人还是为了给在邮局工作的亲戚朋友帮忙,才购买了几版“猴票”。不过这些人当时并没有预料到“猴票”日后会如此珍贵,用这些邮票寄信或是送了人,都后悔不已。

        “猴票”一直是集邮圈里的热门话题。

        集邮者见面,常爱问:“你有‘猴票’吗?”以此来衡量对方的收藏水平。

        谈起邮票价格,人们总会问一句:“‘猴票’涨到多少钱了?”因为“猴票”的身价往往折射出整个邮市的行情,具有公认的代表性和典型性。(1991年3月30日《北京日报》6版,《猴票》)

        “猴票”的升值神话,也刺激着更多的人走入邮市。

        “猴票”为何能在邮坛有如此高的地位?

        首先,“猴票”是我国第一套生肖邮票。至1992年,第二轮生肖“猴票”面市时,很多集邮者恍然大悟,怎么手上少了第一套“猴票”呢?于是“庚申猴”的价格在市场直线飙升。

        其次,物以稀为贵。最初这套“猴票”的公布印量是800万枚,1988年国家更正发行量为430万枚。而第一轮其他生肖票的发行量动辄达数千万乃至上亿枚。

        其三,损耗量大。“猴票”局部涂有金粉,由于氧化的原因,实际存世票能称为上品的,不足十分之一。“猴票”还采用了影写版与雕刻版混合套印方式印制,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废品率相当高。另外,“猴票”发行得早,有很多都被用于邮资凭证贴寄信件,自然消耗也大。

        当然,“猴票”的“大行其道”与它精美的设计也是分不开的。“庚申猴”图案的绘制者是大名鼎鼎的黄永玉,雕刻者是身手不凡的姜伟杰。(2010年2月7日《北京日报》8版,《一“猴”激起千层浪》)

        3 马甸邮市曾是全国风向标

        集邮是一项社会性文化活动,邮品流通日益频繁。

        自发邮市应运而生,初时集中在东华门、六部口、三里河、礼士路、黄庄等繁华地段,有以票易票的,也有直接买卖的。

        1985年5月17日,本报2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其中反映:在和平门邮票总公司门前,每天都云集了数以百计的集邮爱好者,交换、出售各种邮票。由于人越来越多,已经发展到阻塞交通的地步。交换邮票的人群有时把和平门路口由西向东的自行车专用道全部占据,许多人甚至站在马路上交换邮票。

        许多集邮爱好者呼吁,应当设置一个正当的交易场所。

        1987年秋,广大集邮爱好者翘首企盼的邮票市场终于诞生于月坛公园内。邮品流通活动总算有了合法的场所。(1992年7月3日《北京日报》6版,《月坛邮市启封了》)

        月坛集邮品市场后来发展成了中国第一邮市。

        1997年5月,为恢复月坛公园的公益休闲功能,经市政府批准,月坛集邮品市场整体搬迁至西城区黄寺大街的福尼特家具城新址。后来邮市还搬迁和更名过几次,最终坐落于马甸桥东附近,大家习惯称其为“马甸邮市”。

        集邮热烘托之下,马甸邮市的名气越来越大,各地邮迷纷至沓来。邮市鼎盛时期,市场为了安全甚至想出了卖门票的办法,场内最多容纳5000顾客,出去一个才能再进去一个。

        到2014年时,马甸市场经营面积已达2万多平方米,商户增加到1000多户。据权威数据统计,2013年该交易市场中,集邮票品、钱币、磁卡的交易总额占全国邮币卡交易总额的60%以上。这里早已成为全国邮币行情的风向标。(2014年8月27日《北京日报》10版,《马甸邮币卡市场搬新家》)

        4 邮市风云见证祖国发展

        在集邮热的大背景下,邮市里的交易越来越热闹,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位于和平门的中国集邮总公司开始办理邮票预订证。预订户需凭预订证和“购邮品券”购买邮票和集邮品。(1988年11月18日《北京日报》2版,《现起办理1989年邮票预订证》)

        1991年,邮市迎来了一波价格疯涨。

        据1991年11月2日本报6版《邮市疯潮录》记载,当年,一个并不常到邮市的人,听人说“夜宴图”行情看好,就花1.5万元买了500版,合每版30元。回到家,包也没开,数也没数,就扔进抽屉里,1个月后原封不动地重返邮市,每版已涨至60元,转手卖出,带回家3万元。

        一个人头天买了数百枚邮资片,每枚5元。第2天上午到邮市问价,又惊又喜:每枚已涨至12元。他立即以10元“打出”,几个人闻声围上来抢买,把他的提包都抢坏了。一夜之间,连本带利翻了一番。

        有人说:“月坛邮市满地都是钱,前面的耙子搂过去,后面又铺满了。”

        人们的集邮观也发生了改变,一些人集邮并非出于喜爱,而是单纯为了“保值、增值。”

        一位看自行车的老头,辛辛苦苦攒了一笔钱,托人把存折换成了邮票,原因是“存钱不如存邮票”。

        一位外地的施工队长,请集邮者帮着代买1万元的邮票。问其买何种邮票,他说:“我也弄不懂,啥值钱就买啥。”

        为了维护邮市正常秩序,公安、工商部门和月坛邮市管理人员曾两次联合行动,抓了一些高价倒卖邮品者。月坛邮市还曾被短期关闭。集邮总公司拿出一些库存票品,在窗口零售。邮电部门则重申整顿新邮发行渠道,堵住后门。

        当时,有集邮评论家分析说,邮市风云不能局限于观察邮市本身。倘若作些由微观及宏观的调查,你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发现种种端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集邮活动大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即有钱,有闲,有识,特别是有集邮知识。

        1997年初,邮市再迎一波高潮,达到了巅峰。但也是当年,邮市又经历了暴跌,此后陷入了一段低潮,也逐渐回归到正常轨道,人们的集邮活动日趋冷静。

        时到如今,邮票的收藏史尤其以年代和重大事件为载体,小小邮票也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和强盛。

        例如2010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笑傲天宫:中国首次太空漫步暨“和平颂——神七太空飞行艺术之旅”两周年》纪念邮册,吸引了众多集邮爱好者。(2010年10月17日《北京日报》8版,《方寸记忆》)

        2015年7月25日,《中国梦——人民幸福》特种邮票首发,集邮爱好者们早早地在邮局外排队,等待购买。

        本版文字:侯莎莎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北晚新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