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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佛韵:“邺城样式”之美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8月14日        版次: 16     作者:

    坐佛七尊像

    法敬造菩萨像

    弟子立像

    陈为

    2012年1月,考古人员在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发掘出一个佛造像埋藏坑,出土约3000块(片)各类佛教造像及残件,年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隋和唐代,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遗物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千佛出世,轰动一时。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和合共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以邺城出土佛像精品为主体,共选取了171件展品,其中佛造像精品131件。从这些造型各异的佛造像里不难看出,伴随佛教本土化的进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的样式也处于不断发展和嬗变之中。

    六朝古都 佛法昌隆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诗中“铜雀”指的便是曹操修建于邺城的铜雀台。

    虽后世遭弃置荒废,其在历史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谓,亦有“天下之腰脊、中原之噤喉”之称。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占据邺城,营建王都。后历为十六国后赵、冉魏、前燕国都,北朝时又作为东魏、北齐的国都。从3世纪至6世纪,作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杨坚企图代周之际,相州总管尉迟迥从邺城起兵讨伐,平叛之后,杨坚担心河北反杨势力死灰复燃,遂下令火焚邺城,一代名都遂成废墟。

    邺城佛教始兴于十六国后赵时期,西域高僧佛图澄身怀异术深得石勒及侄石虎的宠信,在赵国境内兴建寺塔,广收徒众,“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公元348年,佛图澄去世后,其弟子释道安成为邺下事实上的佛教领袖。后来道安率同门子弟在邺城周边及南方各地四处迁移,从而也促进佛教在各地的宏扬光大。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东魏迁都邺城,大量洛阳僧尼随之东迁,进一步推动佛教在邺城的发展。《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北齐之初邺城佛教极盛一时,道宣《续高僧传》中记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在北周武帝灭佛之前的数百年间,邺城是北方地区当之无愧的佛教文化中心。

    千佛出世 形制经典

    邺城遗址北吴庄出土的这批造像,年代绝大多数为东魏北齐时期,个别为北魏晚期和隋唐。出土造像绝大多数为汉白玉质,少数为青石和陶质。除河北地区常见的中小型白石背屏式造像外,还有部分体型在1.2米以上的大中型单体圆雕像。题材主要有释迦牟尼像、阿弥陀佛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像、思惟太子像、观音像、双菩萨像等。部分造像表面还保留着绚丽的贴金彩绘,最重要的是有题记的造像约230件,多数有明确纪年和造像名称。

    这批造像年代最早的是北魏中后期的作品,均为青石质。如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刘伯阳造释迦像,刘青虎造释迦像,彼时北魏已迁都洛阳,政治经济文化出现转变,但这两尊造像整体上还保留着早期造像受犍陀罗风格影响的特征。另外北魏永平三年张雄造观音像,无题记的北魏坐佛三尊像,皆显示出北魏造像秀骨清相、褒衣博带的风格特征。东魏造像白石逐渐增多。如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王元景造弥勒像,此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背屏式造像,背面刻有佛传故事“白马舐足”场景,这一故事最早出现于《太子瑞应本起经》,说的是太子逾城出家,即将禅定苦修,故而将车匿、白马遣返回宫,白马不忍分离,向太子舐足告别。造像题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了记录奉佛之功德,造像者往往会镌刻简繁不一的文字。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弄女造弥勒像”题记内容丰富,色彩保存良好,背屏背面浅雕有“白马吻别”场景,这也是邺城佛造像极具特点的画面。

    北齐是邺城造像的鼎盛时期,遗留下来的造像数量最多,绝大多数为白石材质。典型特征是背屏呈半圆形,由两株相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层叠的树冠形成锯齿状边缘,树干分叉处镂孔透雕,一些较大的造像常有两至三层透雕,造型极为精致。包括北魏的“双龛形石碑”、北齐的“坐佛五尊像”、北齐的“弟子立像”等展品,几乎涵盖了这里出土佛造像的经典形制。考古专家何利群称之为“龙树背龛式”或“邺城样式”。

    皇家法像 传扬宇内

    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的发现,被评为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是中国佛教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对于进一步研究东魏北齐邺城的都城制度和外郭城范围供了重要的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打破了唐代前期的文化层,也出土了少量唐代早期造像,殊为可惜的是,造像基本为残破状态,鲜少完整者。从造像在埋藏时放置密集,其间未有明显分层或用土间隔的情形来看,如此安放可能并非出自僧侣之手,应是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运动的结果。这批造像的出土也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北方地区佛教文化和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在这批造像发现之前,类似造像在邺城遗址也有零星出土,由于资料比较零散,亦没有早期的带有题记的作品,这类作品通常被归入定州系。北吴庄发现的思惟菩萨,龙树背龛式样式的佛像,年代均比定州造像要早。这说明定州造像中较为流行的一些因素可能首先在邺城出现,随后逐渐扩散传播到定州等地。邺城在北魏之后,长期作为各北方政权的都城,邺城造像实际上就是当时东魏和北齐的皇家样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能聚集足够财力、物力,也有足够的佛教思想文化高度,以促进佛教艺术的创新和繁荣,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邺城模式”。邺城遗址出土的这批造像和附近的响堂山石窟、安阳石窟造像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皇权的倡导之下,逐渐影响周边地区的造像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