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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曾祺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11月08日        版次: 18     作者:

    遆存磊

    说是“读”,其实最初的缘起却是“听”。大约上小学时,应为高年级,哪一级已然记不起,总归距不再是小学生不远了。春天的某个星期日的午后,功课做完,便是消闲时刻,打开广播,“小喇叭”尚未开始。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不多时,轮换至某一档小说节目。此小说,非长篇,而是短短的那类,一小时内可听两三篇。这一日,念的也非一篇,但如今的记忆里,犹存的是那个“詹大胖子”。这四字,不知怎的,对尚是孩童的我印刻下如此深的痕迹。或是故事里那胖嘟嘟的“一走一哆嗦”的肥肥模样发人联想;或此四字音节顿挫,口齿含声(许久之后想,第一字平声,第二、三字仄声,末尾一字轻声,确是暗符音律)。

    詹大胖子的故事很淡,念故事的声音也淡,世态的烟云似乎连绵一片,稚童感知着这小说的别致。一个小学校的胖胖的斋夫,怎么叮当、叮当、叮当地摇铃,怎么拿大剪子剪冬青树,怎么生炉子烧开水,又怎么偷没声卖花生糖芝麻糖给学生,时间如流水样过去。这样平凡庸常的斋夫,却维护了小学一位女教师的名誉,实在是不太平凡的事情。再后来,小学校长死了,女教师死了,詹大胖子也死了,“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这故事,发生在小学里,与其时十岁出头的我是易相通的,虽然“斋夫”“幼稚园”“县立第五小学”等词的出现,使我意识到故事似发生在另一时代,但小学校的日常生态、人物的微妙心理,却是与现在没多大相异的。我第一次晓得眼前的生活揉入文字中也可生出一种美感,还有小小年纪体会出的哀伤,很淡的,不是生离死别,仅仅时光远去。

    那一刻,不会知道“汪曾祺”这个名字,广播里自然会提起小说的作者,不过小孩子是记不得的。只因故事印在脑里,以及“詹大胖子”这四字不再忘记,待得成年后翻汪氏小说集时,便恍然了。

    过眼且记住汪曾祺之名,并未过多久,不过和“詹大胖子”没什么关系。中学阶段,找来一本小说,有许多篇,有许多作家,每人一篇,似是那种年度小说选编一类。厚厚的一册,在手里放了几年,先是自头至尾读,后择取喜欢的反复读。但几年看下来,仍能重读的,就剩下一篇《异秉》,中学生不懂得什么小说批评或美学,或许重读就是朴素之极的标准。那些人和事,那些对市井生意的细细描画(王二怎样卖蒲包肉、牛肉、猪头肉,药店怎样碾药、切泽泻状如铜钱、裁一沓一沓白粉连纸为方块,闲人们谈烟分水、旱、鼻、雅、潮五种),及各态人物的心理,在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看来,实是有趣的,以致自己也要去悄悄试试能否大小解分开来。

    转眼间,到了大学时代,从图书馆借书成为易事,也便得以读汪曾祺了。借来汪集,重逢《异秉》,读了许多新的,又意外地遭遇“詹大胖子”,终于闹清小时听来故事的出处了,从纸面上读它一次,亲切。时日久矣,记不得借的都是哪些版本,惟有一册《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未忘,蓝色封面,排排睡莲,素朴清淡。再后来,知晓这一版本乃汪曾祺新时期出的第一本书,意义可谓大,里面多数小说是新写的,但也收入一九四〇年代《邂逅集》与一九六〇年代《羊舍的夜晚》中的一些篇。

    自己买的第一种集子,是《榆树村杂记》。一次拜访友人回返,见路边一小书店,便入内看,得此书。此前未读过汪的散文,如今初识,从《七十述怀》《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多年父子成兄弟》,知道了汪曾祺的早年身世以及被划为右派流放张家口沙岭子的事,略有些了解他为何能写出《异秉》这样的作品来。极感兴趣的,是《八仙》《水母》《城隍·土地·灶王爷》《故乡的野菜》《食豆饮水斋闲笔》《肉食者不鄙》这些文章,民俗与饮食,归根结底均为小民的生活之辐射。读散文,多了对汪曾祺的一层了解,不过勿论散文、小说,其精神并无二致。

    那些时,生活未得安定,动荡漂泊,没买多少书,手里汪曾祺的书亦少。汪老去世时,我买了一册《菰蒲深处》带在身边,红红的封皮,上首有小船和鱼鹰,下首有大人、孩子及一条狗,翻一翻,是几年前出的,初版,不过印了四千册。这本书陪我走了许多地方,经历了许多时光,人凭藉书存在,书亦有生命了。读之不足,便拿起笔来抄写它,陆陆续续,有几万字吧。选取的,多为风俗画之描绘部分,如“陶虎臣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焰火生意。……”之后那么些关于阴城的焰火表演,及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卖芝麻灌香糖的、卖煮荸荠的小生意,直到“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又如叶三怎样卖果子,“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等等。随着笔在纸上的滑动,心也慢慢静了下来。

    后来,人不再移来动去,如植物样可以扎下根须,置办书的闲心便有了。觅来一些初版本,如《草花集》《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塔上随笔》《汪曾祺小品》《独坐小品》等,但也不是非此不可,如初版《蒲桥集》有些昂贵,有重印本替代也就可以了。经眼一些本子,感觉汪曾祺生前出的集子,有许多的装帧设计不太讲究,封面封底的样子马虎,且有的内文版式也是粗糙,双目注视之,实在不谐,配不上那些洒脱的文章。想想汪曾祺对出自己的文论集让出版社赔钱表示歉意,也是一叹。

    读序跋是我的一个爱好,汪曾祺所写自然要细读。大致说来,他的自序写得很好,有情致,但为他人写的序,我是遗憾的。汪曾祺写序,并非像苦雨翁为他人作序乃跑题文章(他将序跋发展为一种为己所用的独立文体,汪曾祺未做到这一点),自说自话不太管原书,汪的序是扣题的,表明他细读过这些书。我的遗憾是,这得花多少时间,耽误汪老之生花妙笔写自己的文章。无可无不可的文字,汪曾祺写得不算少,若再想想老人的创作黄金期开启如此之晚,且戛然止于一九九七年,那我们不禁为他未免有些浪费的时间感到痛惜。不过,汪曾祺之为汪曾祺,或许就在其随意的心态,没把自己太当回事,心态连接着文章,才是我们看到的文采风流吧。

    有时,也会想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这三人,他们有相似处,却又多么不同。在文学风格上,废名是开创者,沈从文深受其影响,而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受业弟子,有着老师的浸染,同时亦有来自废名的印痕;废名是晦涩的,沈从文明朗了许多,开阔了许多,到了汪曾祺这里,提炼出愈加平易的文学语言,写出可为更多读者接受的小说与散文来,这一脉的发展是耐人琢磨的。而三人的性格与遭际,也是令人叹息的。废名自《莫须有先生传》后,慢慢放弃小说写作,重心除诗歌外,开始着重以散文来表示自己的见解,以《世界日报·明珠》时期为最紧要,文章多且好,可惜不久战争爆发,中止了其发展,待战争结束,发表的少量文章亦好,但时间紧促,不再等人。沈从文的遭遇众所周知,不必多言,而归其原因,不过是他乡下人的倔脾气,遇事总忍不住,要出来抱打不平,说说话。学生汪曾祺在上海遇见巴金,巴金要他转告老师沈从文,好好写小说,不要老去批评这批评那,惹事。但沈从文若能忍住,或就不是沈从文了。汪曾祺和老师关系甚好,性情却不同,沈从文倔强,汪曾祺随和,沈从文到处放炮,汪曾祺谨小慎微,但即便如此,汪仍没逃脱补划右派的命运。不过他随遇而安的心态,使他能够度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而汪曾祺亦是有“顽固”之处的,即其文化及审美趣味,他始终未脱离时代,甚至长期在“风暴眼”中生存,却十分奇异地与时代话语、趣味似隔着一层油纸,说归说,做归做,但不被其浸染。这也是新时期后,汪曾祺重接续一九四〇年代写作的缘由。汪曾祺的随和中之“顽固”,是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