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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还是“景观”?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11月08日        版次: 17     作者:

    《切尔诺贝利》剧照

    黑择明

    作为国际电视界的最高荣誉“艾美奖”的大赢家,HBO的剧集《切尔诺贝利》不久前一举拿下了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限定类剧集三项大奖。这部剧集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甚至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口水争议。但是,在颁奖典礼上,主创人员补充的一句获奖感言引发了笔者的思考:“我们希望这部剧集能提醒大家注意真相的价值。”

    即便在佳作如云的美剧中,《切尔诺贝利》也算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剧集。不过,获奖者这句感言倒是提醒了笔者,这个“发心”或许正是该剧的一大败笔。

    俗话说得好: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理解所谓“假定性”正是去理解文艺创作的一大要义,(假)正经地宣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和假(不)正经地宣称“本故事纯属虚构”其实是一样的,文艺的“真实”永远都不可能是那个我们通常认为的“真实”。

    但是,如果创作者把这个“假定性”自动屏蔽了,坚持自己掌握了“真相”,通常都是可疑的。同样,如果观众也“当真”了,只能说是入戏太深。

    艺术没有不经过作者本人的时光滤镜进行选择性剪裁的,通常只有推理侦探小说的作者声称自己的作品为“真相”,但明白的读者知道随着剧情结束,这“真相”也就结束了。如果以为自己能够通过文艺作品掌握全部真相,那就太令人遗憾了。

    优秀影视作品中的“真相”更接近于对我们自己的“意识”的揭露,而不是“我要我觉得”。

    比如,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式影片,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首部法语电影,名字就叫《真相》。故事讲的是一个年事已高、影后级别的女演员(卡特琳娜·德纳芙扮演)写了一本自传,却由于自传中的“我觉得”和所涉及的人、事之间巨大的差距,引起轩然大波的故事。这个故事展现了这个“我”是如何地造作、如何精巧地将自己包装成“绝对正确”的。一般来说,我们的“心识”都是如此造作的,所以在一流艺术作品中,永远不会有“我要我觉得”。

    相反地,一旦创作者以“我要我觉得”的自我认同去创作,就难以创作出真正的佳作。

    不幸地,《切尔诺贝利》从一开始就以“真相”为卖点不断煽情。核心主创者、该剧灵魂人物、编剧、监制克雷格·麦辛如是说“创作动机”: “你能遏制信息,却不能遏制辐射,真相终究不会是可以被掩藏的东西。”

    但是最大的悖论就在于,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上个世纪末人类最大的公共灾难之一。这个事件的“真相”其实早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在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各种“秘密”其实早就已经解密,出版资料多达千余页,连前去拍摄的各种网红博主都数不胜数,真的有意愿去了解这个“真相”的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通过看一部电视剧而达到目的的。那么,以为看了《切尔诺贝利》便能了知“真相”的观众,恰恰是对他们以为的“真相”根本就漠不关心的人群,是“心识”最容易被各种情绪煽动、最没有辨别“真相”能力的人群。与其说《切尔诺贝利》是为了揭示他们自以为的“真相”,不如说目的首先还是拍一部“爽片”,其次才是别的。为了加强可看性,这部电视剧集几乎用一种过于简单明确的批判指向,代替了真正的思考。不客气地说,它的思想深度可能还不如某几部漫威电影。

    如果仅仅就“爽片”效果而言,当然这是一部高分之作。它甚至对好莱坞的苏俄叙事有所突破,比如,它没有将苏联民众低矮化、漫画化,而是表现出他们在重大灾难面前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普通的士兵、市民、矿工,不乏人性的光辉。然而,从整体而言,它依然还是一部商业片,载不动“发现真相”这个宏大命题。

    或许商业逻辑并非真正的原因,原因还在于创作者本身的意识局限(影片中已经揪出了要批斗的罪人,你当然是无辜的,无需思考自己)。切尔诺贝利的悲剧在任何时代都值得反思,但是今天在其中只看到“乌托邦”问题本身便是巨大的局限。当然其中也有一个大悖论——真正关心乌托邦问题的人恰恰不是这部影片的受众。须知,无论在苏俄还是在欧陆,无论普拉东诺夫还是乔治·奥威尔,对“乌托邦”早已有鞭辟入里的书写(而且后苏联文艺对此已经持续了三十年的严肃观照),即便仅仅就电影来说,早已对乌托邦理想有过精彩反思。例如苏联导演沙赫纳扎罗夫的那部《零城》(1989),甚至更早,比如戈达尔的《阿尔法城》(1965),甚至弗里茨·朗1927年的《大都会》。更为重要的是,伟大的作者,他们的思考无不源自他们自己生活的内部,而不是远隔万里之外,远隔几十年时空,跳到半空中骂一个体无完肤——假如真的以创作者所说的“真相”为目的,甚至这个姿势都是令人尴尬的。

    至少,今天的影视作品,要是果真想表达一下核灾难的“真相”,总可以讨论一下作为一种资本驱力的核伦理吧?核能被描述为清洁的、危险系数最小的能源,但是这却无法掩盖它一旦出现危机,便万劫不复的事实。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优秀影作探讨了这个问题,比如法国导演丽贝卡·兹罗托斯基的《大电站》(2013)。再比如,2017年柏林电影节参赛作品,讲述著名音乐家坂本龙一的纪录片《终曲》。影片的现实背景是“教授”坂本龙一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后到访福岛,他用灾后的钢琴举行了音乐会,并和人群一起在日本首相府门口表达抗议。这部影片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拍出了主人公的某种“全人类意识”。它将核灾难与人类终极命运共同思考,在银幕上创造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有意思的是,这部剧集播出不久,俄罗斯也上马了一部相同题材的剧集,据说是对这部美剧的“怼”,至于效果怎样,目前不好说,但愿不会又是一部“真相其实是……”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借助这部美剧,现实中的切尔诺贝利果然成为了一道“景观”,如今竟然成为了旅游线路的热点。这道景观包括那废弃的摩天轮、疏散的现场(和电视剧一样“原汁原味”),甚至游客需要穿上防护服:既安全又禁忌,线上线下完美互动,Bin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