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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里的囚徒与客人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12月03日        版次: 14     作者:

    《紫禁城的黄昏》[英]庄士敦著高伯雨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

    溥仪站在紫禁城屋顶上。

    庄士敦、婉容和婉容的家庭老师伊莎贝,拍摄于紫禁城。

    王苗

    1924年9月,逊帝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了一位特殊的“臣子”——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延恩侯朱煜勋。

    明代灭亡后,清代的统治者为了安抚人心,对明帝子孙封官晋爵,是为延恩侯。此时明朝灭亡已经近三百年了,昔日地位煊赫、血统高贵的皇家贵胄早已七零八落。最后一代延恩侯朱煜勋住在北京东直门北小街一条胡同里,贫困潦倒、落魄不堪,房子简陋破败。他没读过什么书,两个儿子也是顽皮愚鲁之辈。为了去紫禁城觐见溥仪,他的冠服都是找人借的,长袍里面都是破旧的衣服。

    两人会面时,溥仪对他训勉有加,恩礼优渥,这让朱煜勋感激涕零。但仅仅两个月之后,溥仪就被赶出了紫禁城,逃往天津租界。朱煜勋借钱买了从北京到天津的车票,专程去朝见陷入危难的溥仪。他在溥仪面前长跪不起,估计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两位皇朝的末代子孙以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相遇、重逢,殊途同归。

    这段历史细节,被一位有心的外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就是曾经的“帝师”庄士敦。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余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1919年,庄士敦入宫当溥仪的英文教师,直到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在这5年时光中,他陪伴溥仪成长,同样也是历史的见证人。1930年代,庄士敦回到英国,着手开始撰写他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出版名为《紫禁城的黄昏》,一度成为畅销书。书中记载了他与少年帝王相处的种种细节、内务府的贪婪无妄、他目睹国家政权在不同军阀之间的轮换、遗老遗少们醉生梦死的生活……令读者对于这位后来成为丧权辱国代表的傀儡“皇帝”,寄予了一份理解之同情。

    溥仪三岁登基,六岁退位。退位后的溥仪被称为逊帝,仍旧被准许住在紫禁城里。但前廷象征皇帝治理天下、主持朝政和皇权威仪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武英殿、文华殿已经不属于他,而被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古物陈列所。溥仪的天地仅限于紫禁城的“后院”,以及神武门再往北的景山。昔日高高在上的皇帝实际已成为一个囚徒。他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从紫禁城到他生父醇亲王位于什刹海的府邸,不过几千米之遥;爬过的最高的山或许就是用土堆起来的景山,崇祯皇帝曾经在这里自缢而亡;如果想看看紫禁城的风景,他只能爬到房顶上去,远远看一看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显得破败衰颓的黄瓦红墙。他的先祖康熙、乾隆浩浩荡荡下江南、巡游天下的壮举对他而言早已成为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五百年的紫禁城曾经被很多皇帝视为囚牢,最著名的一位莫过于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朱厚照是个无比叛逆的少年皇帝,经常跑出紫禁城游山玩水,民间“游龙戏凤”的传说就是这么产生的。清朝第一个入主紫禁城的顺治皇帝也是个叛逆少年,在短短的24岁的生命历程里,他一直深感压抑,郁郁寡欢。溥仪的上一任光绪皇帝也是著名的囚徒,人生的后十年,一直被慈禧太后囚禁,最后抑郁而终。

    如果说其他皇帝被巍峨的紫禁城困住是一种无法抗争的人生悲剧,那溥仪的囚徒生活则又有一丝荒诞和滑稽。他退位后,外面是一个叫中华民国的新政权,而在紫禁城的“后院”里,他仍被允许保持皇帝的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和皇家威仪,仍有三千名太监照顾他的生活,遗老遗少仍对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溥仪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紫禁城度过的。幼年,他或许很享受做皇帝九五至尊的感觉,但懂事后的他慢慢发觉,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摆设罢了,红墙里的一切,与外面的轰轰烈烈比起来,愈发像一潭腐朽的、泛不起丝毫涟漪的死水。他愈渴望外面的世界,就愈对红墙里的一切感到厌恶。少年叛逆的心性与对命运的抗争交织在一起,让溥仪做出很多保守派眼中的石破天惊之举——为了学自行车而下令锯掉宫殿的门槛,坚持剪掉辫子,在紫禁城里装电话,买汽车,请外国人当教师……

    他在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下学习了一系列“洋人”的生活方式。少年溥仪看起来并不愿意在中与西、新与旧的双重夹缝中轻易屈服,但结果又能如何呢?他的抗争在当时是那么无力——他关心外面的时政,可那一切早已将他隔离在外;就是在自己一方封闭的小天地里,也处处掣肘于太妃、太监和腐朽的内务府,什么都做不成。紫禁城内的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发指的程度,比如太监们肆意盗卖紫禁城的珍宝,为了避免被追查,竟一把火把存储宝物的建福宫烧个干干净净。

    年轻的溥仪就这样在一个中西、古今激烈碰撞的时代被牢牢困在陈旧的紫禁城里,过着枯寂封闭的生活。各式人物闯进他的生活,就像阴森的铁幕透过来一缕不一样的光,而这些光纠缠在一起,成为一幅光怪陆离的时代画卷,可以作为溥仪人生历程的一种别样注脚。

    除了文章开头提及的那位延恩侯朱煜勋,紫禁城里还有过多位值得言说的客人,由他们可以窥见溥仪非同寻常的生活和所处的纷乱时代。

    1924年,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了辜鸿铭。辜鸿铭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问家,被称为清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和东方文学的第一人。他又是行为怪诞、傲慢自大的狂士,被称为“辜疯子”。辜鸿铭还是著名的遗老和保皇派,把溥仪的接见视为莫大的荣耀,“天威咫尺”,平时目空一切的他竟然手足无措、毕恭毕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辜鸿铭逢人就提起这次觐见,直到去世都念念不忘。

    1924年,北京文化界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胡适、徐志摩、林徽因、凌叔华等对泰戈尔进行了接待。而对泰戈尔尽过地主之谊的,还有一位特殊的“主人”,那就是溥仪。溥仪在紫禁城的养性斋与泰戈尔见面,两人谈论了诗歌等话题,还一起合影留念。陪伴溥仪身边的,是清末著名诗人郑孝胥,也是一位忠于皇帝的遗老。

    而最轰动的一次莫过于1922年溥仪与新文化领袖胡适的会面。溥仪对外面如火如荼的新文化、新思想产生巨大的兴趣,一个电话把胡适召到紫禁城。胡适对溥仪鞠躬,称他为“皇上”,而溥仪则称胡适“先生”。两人谈论了新诗、新诗人等话题。溥仪给胡适打电话有少年恶作剧的成分,而胡适的这次“觐见”则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人物的剧烈抨击,批评他背叛民国、有失体统。

    庄士敦无疑也是紫禁城里的重要客人,溥仪也很信任他。但在帝国的黄昏里,庄士敦不能改变溥仪的命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时代和命运捉弄,一步步滑向不可知的深渊。

    上面提到的溥仪接见几位“客人”的那些生动的细节,都出自《紫禁城的黄昏》中。在黄昏的紫禁城里,不同的、针锋相对的力量相互撕扯、纠结,形成一个个漩涡,把溥仪卷入其中,无力动弹,无法呼吸。“至高无上”的皇帝与“无能为力”的囚徒,就这样戏剧性地合为一体,成为一人。而这也是《紫禁城的黄昏》最有价值的地方。

    《紫禁城的黄昏》自出版以来,中译版本较多。此次文景出版的版本,由掌故大家高伯雨翻译并注释。其注释为我们勾勒出历史光影中丰富细致的层次。注释中还把《紫禁城的黄昏》与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对照阅读,进一步帮助读者厘清史实。

    知道多一点

    高伯雨:运笔如飞的翻译者,博雅严谨的掌故家

    此次文景出版的《紫禁城的黄昏》是评注插图本。

    评注,是此版本的一大特色。全书包含两百多条译注,使用了同时代的报刊、日记、溥仪自己的回忆录等材料,补充了庄士敦作为外国人所不能见到的诸多隐秘关节,并以客观的眼光对庄士敦的叙述加以点评和校正——例如破除庄士敦带有东方主义的迷思,指出溥仪并不像庄士敦心中那样完美……从而冷静、真实地还原了时代的面影,显示着作者和译者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之间的裂隙和对话。译注本身行文潇洒俏皮、暗藏机锋,可以成为独立的散文小品来读,其史料价值和辞章文采不在庄士敦原文之下。

    如此精彩的译注,出自以谙于掌故驰誉香港文坛的高伯雨之手。高伯雨博闻强记,爱好广泛,交游广、读书多、兴趣杂,笔下有识见和才情,他也喜欢绘画、金石、书法,曾经眼和收藏明清罕见笔记上百种。香港老报人罗孚称赞其“对晚清及民国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

    1934年春,高伯雨从伦敦《时报》附刊《文学附刊周报》得知《紫禁城的黄昏》将出版,立即去函上海的别发书店为他留下一部。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高伯雨都很熟悉,而且他本人与陈宝琛、金梁也相识,所以他相当自信地回忆道,翻译此书的过程堪称“运笔如飞”。高伯雨对于晚清掌故信手拈来,但从未以夸张渲染和奇闻逸事博人眼球,在翻译中,即使是并不紧要的人名,他也仔细考证辨别,为我们展示了过去时代一名优异掌故家的风范。

    而书中新增的约百张历史图片,亦为文字补白,帮我们更真切地回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