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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色银行

        本报记者 王天淇

        在东城区灯市口小学,每个班里都有一个长方体的铝合金箱子,箱子最外层以蓝色为底色,上面印着垃圾分类卡通形象代言人“分小萌”的图案,还写着四个字——“绿色银行”。

        这“绿色银行”是袁日涉的创意。

        今年26岁的袁日涉,是东城区灯市口小学的一名教师,她的另一个身份,是环保志愿者。

        “绿色银行”的储蓄,始于20年前。当时,刚满6岁的袁日涉偶然听到了爸爸念报纸上的一条新闻:一位从德国来中国工作的阿姨,每次回国的时候都要带上一些用过的废旧电池,原因是当时国内没有回收废旧电池的机制,而在德国是有的。小袁日涉第一次知道了,废旧电池是有毒有害的,随意丢弃会污染环境。从那时起,家里电视遥控器上换下来的、自己玩具车里用过的电池,小袁日涉再也没有随便乱扔过,都收集在一个小盒子里。

        后来,小袁日涉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国儿童中心组织的“环保志愿军”活动,回收一定数量的废旧电池可以换“军衔”。第二天,她兴冲冲地拉着爸妈一起送去了自己回收的废旧电池,一共120节,换回一个“少尉排长”。“军衔”只是鼓励性的,可没想到,这次活动的主办方第二天给袁日涉所在的小学寄了一封表扬信,“那天学校的广播里点名表扬了我,这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太大的鼓励了!”袁日涉回忆道,从那以后,她的环保行动一发不可收拾。

        看到经常有同学直接从作业本里撕下没用过的纸来叠飞机,袁日涉很心疼,她向老师提议,成立一个环保小队,名字就叫做“一张纸小队”,呼吁全班同学从节约身边的每一张纸做起,双面用纸、废纸再利用……渐渐地,在学校的支持下,“一张纸小队”成了袁日涉当时就读的东高房小学的一个校级环保项目,每个班级都建立了一支环保小分队,有的还衍生出“一滴水小队”、“一度电小队”。

        2015年,22岁的袁日涉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来到灯市口小学,她想把自己践行了近20年的环保理念,延续给更多孩子。

        她向学校申请:“能不能给我一个班带,只有每天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才能潜移默化影响他们,让他们真正形成环保的理念。”

        袁日涉如愿以偿,成了班主任。工作第二年,她就利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带着班上的孩子们去北京周边种树,让孩子们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环保的概念。到了2017年,她又和环保组织联系,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发起了树木认养活动,给公园里的树木挂上认养的牌子。

        活动当天,有路过的行人看到孩子们给树挂牌,很不以为然,“什么认养啊,这么小的孩子除了给树挂个牌还能干什么,这不就是形式主义嘛!”有的孩子听见了,跑来问袁日涉:“老师,什么是形式主义?”袁日涉想了想,用最通俗易懂的话给孩子们解释,“ ‘形式主义’就是你今天给它挂完牌子就明年见了,不管它了,就叫‘形式主义’。但咱们不能这样,咱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所以你们想想,挂完牌子,还能做点儿什么?”

        在袁日涉的引导下,孩子们提出了很多方案——学习树木知识,认识他们都是什么树才能更好的养护;定期给树木浇水、除虫,捡拾公园里的绿色垃圾;手绘公园里的树木养护分布图,送给附近社区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请大家一起来养树护树……每年的认养树木活动一直坚持到了现在,还有已经毕业上初中的孩子每年还会回来参加活动。

        袁日涉还在班级里发起了“绿色银行”活动,这是她自己小时候想出的主意,在家里准备一个纸箱,把家里的旧报纸、旧书本、易拉罐等可回收垃圾专门收集起来,定期拿到学校,和班级里产生的废旧纸张等一起卖了,换来的钱用于环保活动。

        起初,“绿色银行”的活动只在袁日涉自己的班级里开展,孩子们写作业双面用纸,双面都用过的纸放进“绿色银行”里定期变卖。她还鼓励孩子们把家里产生的可回收物也一起拿到学校来,在这个过程中还教孩子们垃圾分类的知识。“废报纸、硬纸箱要分开回收”“用过的卫生纸不算可回收物,要算其他垃圾”“塑料饮料瓶的瓶身和瓶盖一个比较软一个比较硬,有条件也最好分开放”……

        渐渐地,“绿色银行”从袁日涉的一个班级扩展到一个年级,后来又扩展到整个学校。现在,每个班上的“绿色银行”都更新换代成了铝合金箱子,定期统一收集、再次分拣,联系专门的第三方回收公司上门回收。

        今年夏天的暑假,袁日涉还带着班上的孩子们参与了东城区垃圾分类学生读本的编写,尽管很多孩子们提出的想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修改、完善,可袁日涉乐此不疲,“让他们参与编写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活动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呢。”袁日涉说。  摄影 朱博

  • 疗心律师

        本报记者 王琪鹏

        沈腾和他的委托人见面了。一进门,他就给对方鞠了一个躬。沈腾不是小品演员,而是一名律师。

        这是一个法律援助案件,委托人是一对痛失爱子的老人。在一起单方责任的交通事故中,老人失去了惟一的儿子。案件早已判决,但老两口儿却不肯罢休。十多年来,他们天天以泪洗面,把儿子的照片挂在身上,把给儿子“讨公道”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

        同事提前就跟沈腾打了“预防针”:这老两口儿不好打交道,这可是一场“硬仗”。

        “我代表全天下的儿子感谢你们。”老两口儿万万没想到,沈腾的“开场白”会是这样的,凝固的空气仿佛开始融化。

        “没有一个儿子不希望自己的父母这么爱着自己。如果能够有你们二位这样的父母,我们这一辈子足矣。您二老打的不是官司,您二老是对儿子没疼够,是用这种方式,想最后再给儿子做一件事情,这是大爱。”

        沈腾的话,句句说到了老人的心坎上。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击中了老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但作为儿子而言,您二老这个样子,他也会不安。老人晚年生活幸福,做儿子的才会安心。”

        说到这里,这对老人已经泣不成声。十几年来打官司,他们听到最多的是“撤诉”、“打不赢”,从来没人和他们这样说话。这些年来之所以一直告下去,不为别的,更多地是为争一口气。这一次,他们终于听到了最想听到的。

        “沈律师,我们不告了。您今天把我们心底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们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我们回去之后就好好过日子,开始新的生活!”看到老两口儿回心转意,沈腾也鼻子一酸。他叫住老人,叮嘱他们再上一次坟,把这个决定告诉给九泉之下的儿子。今后,把儿子的照片收藏好,不要再天天抱着照片度日。

        老人回去了。沈腾也为能够解开老人的心结松了口气。虽然法律援助的案件不会挣一分钱,往往还要费上更多的口舌和心思,但他毫不计较。“这就是律师,做的是良心买卖。”

        沈腾总是语气温和、面带微笑,让人感觉他更像一位“知心大哥”。沈腾说,好的律师应该是一名“心理按摩师”。在他看来,许多法律纠纷的根源多数是“心病”。只有心理上的问题解决了,法律上的纠纷才能得到更好地解决。就这样,一位专业的法律人,却经常充当起“心理医生”的角色。

        近年来,只要求1元钱赔偿的纠纷越来越多。这种“一块钱纠纷”并不是为了追求赔偿,而是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法律解决不了情绪问题。”在沈腾看来,有时候这种心理上的“按摩”,比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更有效果。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三国志》中的这句话,成就了沈腾独特的办案风格。沈腾的办公室位于北三环的一座写字楼,他的同事中,有好几位都是被他的风格吸引而来,有的还曾经是他法庭上的对手。很多时候,沈腾担任的是“被告律师”,但他却总能够赢得来自原告一方的尊重。一次庭审结束后,原告方坚持要请他吃饭,一场干戈化作玉帛。

        维护法律尊严,爱护每个生命;不是加剧对立,而是寻求化解;不是助长争执,而是寻求出路。在沈腾看来,这是法律的功能,也是律师的价值。作为律师,沈腾在曾经备受关注的“幼女救父”案中,推动了死刑案件“陪审团制度”的建立;作为海淀区政协委员,他建议在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知识产权派出法庭,推动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在太阳村认了2个干女儿和1个干儿子,这几名孩子都已经考入大学,沈腾资助了他们的学费。

        因为同名的缘故,人们常把他和演员沈腾联系到一起。律师沈腾也多才多艺,写过歌,拍过微电影,被同行誉为“最懂文艺的律师,最懂法律的文艺工作者”。而律师沈腾也曾经遭遇过死亡威胁,身上还有因为办案而留下的伤疤。在他看来,这些不过是为了“英雄梦想”而付出的正常代价。

        “任何一个案件,都关系着一个或者多个家庭,关系着多个个体的生命和人生。”沈腾说,律师是个有情怀的职业,也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职业。

  • “金方向盘”女司机

        本报记者 孙宏阳

        开了近20年公交车,即将退休前,高秀珍拿到了北京公交最高荣誉——“金方向盘”奖。这奖有个硬指标:男驾驶员安全行驶里程达100万公里,女驾驶员达80万公里。今年144名获奖者中,只有两名女驾驶员获奖,高秀珍是其中一个。

        想拿这奖有多难?按公里数换算一下,郊区线路驾驶员要工作20余年;由于道路拥堵,市区线路驾驶员平均驾龄则要达到30年左右。更难的是,里程单位是“安全公里”,哪怕一次严重违规扣掉公里数,驾驶员整个职业生涯基本就无缘此奖了。有人问:“高师傅,八九十万公里,怎么开的啊?”“光用脑子还真不成,得用心开!”高秀珍留着齐耳短发,快言快语。

        用心,从发车前的准备开始。高秀珍驾驶的345路快车,是北京发车间隔最短的公交线之一,高峰期两三分钟就能等来一辆车。“发车精确到秒,早发、迟发都不成。”早班5点半发车,高秀珍提前半小时到岗,绕车检查外观及轮胎、发动机等部件。不开故障车上路,这是安全驾驶的前提。

        一切准备就绪,高秀珍在驾驶座上坐稳,盯着调度屏幕。5点半一到,脚底刹车松开,首班345路快车缓缓驶出朝凤庵村场站。这是一班在德胜门西与昌平朝凤庵村之间穿梭,并在京藏高速主线上驰骋的快速公交。不堵车的情况下,跑完单程全长41公里,只需要65分钟。

        车快,靠的却是慢功夫。出了场站,横穿马路、左转弯,要慢,这个出口途经的行人、电动车非常多;前行50米就是首站,要慢,跑着赶首班车的乘客跟车很近;乘客上车落座,起步要慢,确保所有人扶好坐好;驶入东关路口前,途经前锋学校,要慢,遇见横穿马路的家长、孩子,还要停车让行;过了水屯站就上高速了,过收费站要慢,抬杆再缓缓加油……

        正是这样的用心,开车近20年,高秀珍没出过一次事故。“上高速的车,踩一次急刹车都可能丢掉饭碗,有任何违法也不行。”在高秀珍看来,安全跟服务密不可分。345路快车途经不少高校、景点,客流量大,乘客间出现摩擦在所难免。遇到俩乘客因为座位吵起来的,高秀珍先把车停稳,劝开两人安排在车厢一前一后。有一次,两位乘客吵得不可开交,高秀珍干脆把其中一位送到了后面一趟车上。“大事儿化小,小事儿化了。我的车上不能乱套!”

        为了全神贯注开车,高秀珍出车时从不接打手机。2016年3月21日,高秀珍因为出车时没及时接哥哥的电话,错过了见母亲最后一面。“母亲不会怪我的,她也希望我能安安全全的。”说到这儿,高秀珍眼睛湿润了。

        受跑运输的哥哥影响,高秀珍从小喜欢车。19岁学车,20岁上路,吉普、捷达、桑塔纳甚至摩托车、货车都不在话下,用她的话说,“带轱辘的都开过。”但直到2002年进入公交集团,成为一名公交司机,高秀珍才真正爱上开车,“把一车乘客安全、准时地送到目的地,没什么比这份工作更有成就感!”

  • 火场救罐

        本报记者 骆倩雯 通讯员 苗瑞芳

        “毕竟也76岁的老人了,徒手抱走煤气罐,救了我一命,真是没想到。”顺义区李遂镇前营村老人范亚山,至今说起刘德志,仍是万分佩服。

        今年7月的一个早晨,阳光明媚。刘德志正在家门口擦洗车辆。忽然,一股烧焦的刺鼻味儿钻进了他的鼻子。

        刘德志赶紧四处寻找,发现黑烟正从一墙之隔的邻居范亚山家冒出来。不好!他立即让女儿去通知村委会,自己则跑到范亚山家的门口,大声拍院门,可迟迟没人应声。

        虽然搬来前营村才半年多,但刘德志知道范亚山已经快90岁了,且平时一个人居住。救火要紧!情急之下,他踹开了门,冲进了范亚山家。

        “你进我的院干嘛?”看到院门被突然踹开,不明就里的范亚山迎上前来。“你家厨房着火了!”刘德志边说边跑去厨房。

        原来,范亚山当天一早就开始在厨房炖肉,可肉一下锅,他就走到里屋看电视去了,忘了火上还炖着肉。

        明亮的火苗正顺着抽油烟机的烟管往上爬,烧到了天花板处,噼里啪啦的爆裂声接连响起。不足10平方米的厨房里浓烟滚滚,呛得二人连连咳嗽。

        范亚山一看慌了神,但也马上想到了厨房里还有煤气罐,他凭着记忆摸到了煤气罐的位置,可手立马就被烫了回去。此时的煤气罐已被烧得火热。

        刘德志见状,赶紧冲上前,用随手带的擦车毛巾关闭了阀门,摸索着卸下了煤气罐,将滚烫的煤气罐搬到厨房外的院子里。放下煤气罐,刘德志才觉得手和肩膀等地儿,火辣辣地疼。

        刘德志再次返回厨房,发现屋内还有一个煤气罐,虽然不知道是空罐还是重罐,但他已经来不及问老范了,直接又把这个煤气罐扛到了院子里。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开来了村里的洒水车,第一时间扑灭了火苗。由于发现及时、扑救及时,这场火灾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降到了最低。

        看到火情被控制住了,“救火英雄”刘德志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脸欣慰地看着老范,“总算没出大事儿!”老范也是惊魂未定,握着刘德志的手,一个劲儿地感谢。

        刘德志本是柳各庄村村民,因柳各庄村棚改,他才搬到前营村租房,与范亚山成了一墙之隔的邻居。刘德志虽然已经76岁高龄,但只要看到别人有困难,他一准上前帮忙。

        刘德志说他闲不住,就爱到处转悠。在柳各庄村时,他就在村里做了十多年的巡逻工作。每天7点开着巡逻车出门,贼情、火情、民情,谁家吵架了,谁家有困难,他全知道。村民都说看到刘德志的巡逻车,心里就觉得踏实。

        “其实我就是干点小事儿,巡逻的时候能帮就帮了,有危险肯定得冲上去。”不善言辞的刘德志,觉得自己干的这些小事儿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