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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92届奥斯卡的爱与恨

        王小鲁

        今年的奥斯卡(第92届)颁奖仪式在北京时间2月10日中午结束,韩国影片《寄生虫》收获最多:同时揽收最佳影片、最佳国际影片(原最佳外语片)、最佳剧本和最佳导演奖。奥斯卡对《寄生虫》的青睐无以复加。我们经常说不要过于重视颁奖,很多奖项来自评委的个人偏好,但奥斯卡的评委由美国和美国以外共8500名业界人士(其人员主要来自于美国)组成。所以它的获奖并非来自于评委的一念之间,反而可以从中考察普遍的民意与电影意志,因为这一评奖机制决定了我们可以就此观看地区人文观念的倾向和共同精神。

        《寄生虫》:美国焦虑的东亚认同

        有朋友认为奥斯卡对于《寄生虫》的褒奖,其实是对奉俊昊以及韩国电影集体的认同,也有人认为《寄生虫》获得如此丰富的奖项,与美国电影的政治正确以及奥斯卡最近几年的转型有关——它似乎要求自己更为多元和国际化,从最近几年其引进大量国外评委的举动中可以看到这般诉求,最佳外语片这一奖项的重新命名,似乎也预示着这样的意义。

        我觉得《寄生虫》的获奖除了以上文化政治的考量以外,也有美国人借他国电影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可能。这部影片所构建的社会模型以及它所强调的阶级对立,彰显了西方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就韩国电影来说,从李沧东的《燃烧》开始,我们注意到韩国电影的阶级对立意识变得越来越鲜明,这让没有韩国生存经验的我们颇为迷惑,不知道这个电影和社会现实之间具有何种对应关系。而今美国人对于《寄生虫》的热爱,是否可以从结果上反证美国社会的问题与倾向?

        《寄生虫》高度情节剧化,电影中的穷人基宇一家住在地下室,他来到富人朴社长家做家教。基宇利用自己的才华和欺骗手段,让自己的家人都来到朴社长的豪宅中上班,这导致了主人家以前的佣人被辞退,而这个佣人的老公一直住在豪宅地下深处的一个防空洞里,她的家人一直靠偷主人家的食物来生存。

        离奇、突转和高度浓缩的冲突让这部电影戏剧化十足,而且它的叙事场景很集中,这是戏剧化的另外一个表征。另外它具有明显的类型特点,而类型片就是商业片,《寄生虫》的社会隐喻和批判现实精神与商业逻辑结合得比较完美,它惊悚的情节设置让它富有影院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寄生虫》获金棕榈时大家的质疑或许更可以理解,而它获得奥斯卡青睐,反而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事。只是它获得了如此多的奖项,从而使更多好电影失去了受到嘉奖的机会,这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中国的很多观众对此尤其难以接受。为什么我在这里强调中国部分观众的心情?《寄生虫》建构了一个十分清楚的社会模型,将社会问题形象化或概念化地呈现在银幕上,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社会寓言。但是它所建构的矛盾和对立,与我们对自己所在社会的理解并不一致。我们必然将自己的社会感受带入到一部外国影片的观赏当中,带入到在其他语境下产生的电影叙事当中,虽然我们知道那是一部外国电影。

        不同地区有它独特社会问题的焦点,我觉得这一点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寓言写作,影片的最后,基宇的父亲将豪宅里面的男主人杀掉,这种血腥的情感宣泄不是偶然社会事件的再现,而有导演主观世界的强烈表达。这样的结局固然具有强烈的娱乐价值,但带着我们自身历史的眼光去观看这一幕的中国人,会觉得这个结尾有点似曾相识和难以接受。我们的观念和判断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是否能够共情与我们此前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理解息息相关。

        但是韩国和美国社会有相似之处,所以其中的共鸣更多。韩国与美国的语境对接更加顺畅,与中国则未必。《寄生虫》在奥斯卡的空前收获,可能意味着它让美国人的社会焦虑在遥远的东亚国家那里找到了认同。

        《小丑》:虽获影帝,人物塑造有缺陷

        在去年被提名的电影中,《小丑》的政治表达与《寄生虫》有可比之处,两部影片都带有政治隐喻的色彩。《蝙蝠侠》里面的小丑在这里被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现实主义处理,它的故事发生地点在哥谭市。哥谭市其实是美国DC漫画中杜撰的一座东海岸美国城市,它一般被认为对应了同在东海岸的纽约。纽约也是《小丑》的取景地,著名的台阶跳舞的一场,拍摄于布朗克斯区莎士比亚大街的南端,去年年底我专门到此处游览。这是两座住宅楼之间的一个狭长的阶梯,游人众多,有人穿着小丑的服装在拍照,有人在这里拍纪录片。布朗克斯区是纽约的黑人聚居区,哥谭市在《小丑》中则被表现为一处黑暗的所在,街道混乱,垃圾到处都是,暴力无所不在。电影中的小丑饱受哥谭市不正义不平等之苦,他用暴力反抗整个世界。

        哥谭市的年轻人则以小丑为英雄,他们戴着面具游行,声称“人人都是小丑”。他们的重要的愤怒所在,是针对贫富分化。现实中的纽约当然仍是充满了帝国雄风,但在纽约你能四处看到流浪的人,在流浪的黑人和老者中间,你偶尔也能看到一些有文化的中年白人,他们在冰冷的街道边坐着看书,身边就是他们流浪时的家当,一些箱包或简易床。我去年在纽约是短期驻留,但和当地的一些大学生、教授以及本地市民有一些交流,我发现他们最强烈的社会焦虑就是贫富分化和资源分配不均,当然华裔还会更关注种族歧视等议题。最为印象深刻的是,那里到处都是关乎社会主义议题的讨论和讲座,游行抗议的活动也十分丰富,有一群建筑工人喊着口号反对建筑公司降低他们的报酬,提供的是与纽约当地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匹配的薪水。有人跟我举例说,在美国一些大学讲师的物质生活都是不稳定的,这种不安全感令我颇为意外。这也许就是《寄生虫》得以被广泛认同的时代背景吧。美国人有他们独特的问题意识,但中国的观影人在自己的社会焦虑中对别人缺乏同感,而影片若将某种焦虑当做理所当然的叙事前提,则必然带来更多的理解隔阂,这也许是一些中国人对《寄生虫》现象不能理解的原因所在吧。

        《小丑》这部影片的男主角亚瑟·菲尼克斯获得奥斯卡影帝,则似乎早在大家的意料中。小丑这个人物的塑造,需要演员极高的表演技巧。但是从剧本的角度来说,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是存在诸多不能让人认同的地方。小丑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这种行动背后似乎缺乏足够的动机支撑。虽然这部影片在美国获得了较高的票房,但是在我们这里,对这部影片不以为然的大有人在。

        变革中的奥斯卡文化政治

        奥斯卡每年都能在中国文化界引起广泛回响,对于本届奥斯卡的文化政治,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正在酝酿某种变革。而去年和前年的奥斯卡,“政治正确”问题在中国似乎是最重要的话题。我们从奥斯卡影片的叙事中,在奥斯卡评奖机制中看到这种政治正确的贯彻,人们担心这种过于讲求政治正确的做法会导致叙事上的僵化,比如在一部影片中,好人永远是有色人种、跨性别、女性等弱势群体。但是身处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则会觉得这种政治正确的获得乃是无数斗争和血泪的结果,它得来不易,不应该被质疑。本届和往年的问题不同,今年的奥斯卡从一开始就让人有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感觉。《小丑》的问题之外,昆丁·塔伦蒂诺的《好莱坞往事》对波兰斯基夫妇于1969年悲惨遭遇的引用,让人觉得这部影片是在消费别人的苦难。而这部电影对于布鲁斯·李的形象设计,更是让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十分不满,她认为这是对李小龙形象的扭曲和污蔑。最终《好莱坞往事》仅仅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布拉德·皮特)和最佳艺术指导,后者主要表彰它在还原1960年代末好莱坞时所做的美术效果,但是这部影片对于我个人来说,仍然是一部情怀满满、才华横溢的作品。

        这次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有女性演员用委婉的方式抗议女导演获得的关注太少,这个议题其实在诺亚·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中有着类似的表达。电影中的女主人公被作为导演的丈夫所压抑,离婚后她自己成为了一个有成就的导演。比较有趣的是,今年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小妇人》的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就是《婚姻故事》导演诺亚·鲍姆巴赫的爱人。这两部影片斩获有限,《小妇人》只获得了一个最佳服装设计奖,我个人非常喜欢《婚姻故事》,但是本片仅仅获得了一个最佳女配角奖。获奖者劳拉·邓恩的表演的确值得嘉奖,本片的两位男女主角的表现也十分出色,但是仅仅获得了最佳表演提名。

        我是于去年的11月中旬,在纽约的独立电影艺术中心观看了这部《婚姻故事》,当天同时放映的还有《寄生虫》和《爱尔兰人》。《婚姻故事》在纽约非常受欢迎,导演诺亚·鲍姆巴赫是纽约布鲁克林人,美国人喜欢拿他和同样出生于布鲁克林的伍迪·艾伦做比较,两人都喜欢拍摄知识分子生活。《婚姻故事》里,斯嘉丽·约翰逊和亚当·德莱佛扮演了一对夫妻。影片当中,这一对年轻夫妇看似和谐幸福,但是女方深感压抑并提出离婚。《婚姻故事》与1979年的《克莱默夫妇》的故事有点相似,两者上映时间恰好相隔了40年。两部影片非常值得对比观看,可以从中看到40年来美国女性主义的进化。

        观赏指数不低,总体缺乏新意

        《婚姻故事》至少有所斩获,最受冷落的是《爱尔兰人》,这是马丁·西科塞斯的一部力作,它富有观赏愉悦和历史厚度,也具有很高的导演难度,是史诗级的美国黑帮往事。虽然对于本片的获奖预测一直不乐观,但是它颗粒无收还是让人气愤。马丁·西科塞斯在奥斯卡颁奖礼结束后抱着自己的狗拍摄了一张照片,委婉地表示抗议,我对他非常同情。

        萨姆·门德斯的《1917》是一部富有艺术追求的电影,它获得了最佳摄影奖。由于它在摄影、剪切组接上十分巧妙,这部影片给人一种一镜到底的感受。电影的成色非常好,之前有人预测它能够获得最佳影片,我则觉得略有欠缺,因为其内涵方面略显普通。看完了这部影片,我不知道门德斯为什么会在今天拍摄这样一部华丽的一战题材的电影,它的当代性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它获奖不多,我并未觉得惋惜。另外一部我也十分喜欢的是《极速车王》,它仅仅获得了最佳剪辑和最佳音效剪辑。这部影片的观赏效果极佳,叙事方面也非常难得。纵观今年的奥斯卡影片,观赏指数都不低,但有人抱怨,今年的电影总体还是有点缺乏新意。

        另外,《玩具总动员4》获得最佳动画奖,倒是让我觉得十分妥当。本片表达了玩具的觉醒,为玩具赋予了人格和主体性,它着力表达主人和玩具之间该如何建立关系,被废弃的玩具该如何自处,表达细腻,从造型到叙事都具有新意。最佳纪录片奖由《美国工厂》获得,这部影片拍摄中国富翁在美国建工厂的故事,虽然拍摄出了事情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但很多方面流于表象,没有对各方关系做出更为深刻的思辨。

        王小鲁,电影学博士,影评人,策展人,出版有《电影政治》《电影意志》等专著多本。

  • 《二月》碎念

        陈希米

        读柔石的小说《二月》,其实是在看谢铁骊导演的电影《早春二月》之后。那个电影,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看的。虽然是悲剧,但是乡村的明媚和陶岚的明媚,有一种很明亮的感觉。后来读小说,一直难以覆盖电影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等看李六乙导演的话剧《二月》(演出时间:2020年1月15日至22日,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编剧、导演:李六乙),一开场的灰暗,以及所有演员的深色衣着让我很不适应,开场很久,我都被自己暗暗的希望打搅:我想让陶岚穿上一件红衣服。

        但是导演是有力量的,终于,我不仅适应了导演的“设计”,而且完全进入了“观看”。起先对“乌合之众”的介入过于强烈的感觉也消失了。

        进入观看并不是进入情节进程。《二月》的故事早已熟知,不会有对故事进展的悬念,于是关注的就是如何表现这个进程,表现的手段和形式。

        舞台上右角处的那架钢琴,既是情节里真正的道具,是房间里的琴,也是舞台之外的“声音”,观众在跟随人物命运的同时,又有可能在被那命运触及自身的时候,沉浸一会儿。更不用说这架钢琴在衔接剧情、人物出场和退场等等处的物理作用了。完全融入其中又出离其外。

        所谓情节,也常常并不对应出现具体的“物”与“人”,比如并没有孩子在舞台上,没有彩莲,也没有弟弟,弟弟的病和弟弟的死,都只在叙述中呈现。但乌合之众却是有真人的,有一群村民此起彼伏地在舞台上,他们的“关心”就像鬼魂施恶的意志,仿佛排山倒海般的压迫。

        陶岚和萧涧秋,还有文嫂,他们的感情表达却并不总施与道具,也很少在动作里,主要用语言,甚或总在独白中,只在“说话”中,可为什么显得更加饱满和动人?

        也许这样才让我们看到舞台,听见说话?让舞台和说话最充分凸显它们的魅力?

        很强的间离效果却不失对戏的情感进入,这大概就是话剧的本质?独白,很有仪式感的独白,越来越少地见于话剧,许多话剧已经“沦落”为仅仅的情节进程。强调独白,是不是就是它的诗性?诗性固然是情感,但却是一种抽象的、进入更普遍(不是更多而是更高)意义的情感?

        只有具备诗性,才是审美的?

        想起还是六乙导演的作品《小城之春》,也是审美的典范。

        什么是审美?首先是美,但必须被“看见”,就是有人的主观参与。就话剧来说,就是得看得出美,它不是客观的,它是被领会过的客观,是汲取(与其说是汲取不如说是升华或者赋予)之后的世间之美,是透彻的情感。它不同于理论和教诲,它是愉悦的经验,是感性的、现象的,但又不仅仅是身临其境,又有距离和审视,从而欣赏。

        审美的认同,是世间极少的奢侈之一吧。或者甚至是最大的。

        再退一步,离得再远一点,我们又看到了导演眼中的美,导演的审美。看话剧,既是观众的审美过程,也是观看导演的审美。

        一个联想到的问题是,看这样的戏与《安提戈涅》之类的不同在哪里?《安提戈涅》的故事固然也了解,但是这样的故事更是“寓言”,它的寓意可以反复被诠释,各种诠释,因此每一次重排,意味着导演对这个“寓意”尝试做新的更深入更富有洞见的诠释,以至于把矛盾和无解展示给观众。因此观众对这个诠释更加期待?以至于看戏的过程有更多思辨的思绪?

        这是两种不同的戏吗?固然他们都必须是美的,是有思想意义的。但方向不同?

        就情感来说,一种是重新走一遍曾经的情感,以更美更纯粹的方式;就思想来说,一种是又一次走进模糊,走进纷争的事件,重新在现象中“思辨”?

        如果这样,那这两种戏都是我爱的。因为看这样的话剧昏睡不得,敷衍不得,轻松不得,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该期待一种“敏明的读者”,需在“诧异或同感中”“照见自己的姿态”。正如《二月》导演所说,因为它们表现的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精神存在。

        这一版《二月》真是别样的,别样的戏剧,别样的美。卢芳(陶岚)的表演真的是棒极了!王玮(萧涧秋)在钢琴上弹出的歌与声也特别感人!

        一次难忘的观剧经验,一个有意义的夜晚。

        陈希米,作家,著有《让“死”活下去》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