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戏说岂能胡说

        何若

        最近,网游界出了档子新鲜事——某款三国题材的网游请来了几位大学教授当历史顾问,为游戏涉及的历史元素把关。网游“一本正经”搞历史,是噱头还是挡箭牌?

        事实上,市面上以某段历史为基础架构起来的游戏比比皆是。就以最热的“三国”为例,什么“三国杀”“三国志”“三国群英传”,吸引了一众粉丝。一定程度上,在游戏中接触历史,少了点刻板沉重,多了点生动鲜活,也没什么不可以,甚至这份“轻松”也不失为社会进步、文化多元的表现。

        当历史与娱乐联姻,不可避免带来严肃性与娱乐性的碰撞、摩擦、融合,如何把握平衡是个大问题。就眼下来看,天平似乎过于偏向娱乐一边了。除了网游,从小说、电视剧、电影,到短视频、综艺节目、商业广告等等,随意“胡说”“曲解”无处不在。有的任意嫁接篡改,不顾基本史实乃至常识,甚至肢解精华、构以流俗,“煽色腥”到极致;有的拿历史英雄人物甚至近代革命烈士开涮,荆轲是女的、花木兰贪吃胆小、狼牙山五壮士是土匪等等,轻佻戏谑、不知敬畏;更有甚者试图否认、颠覆历史,热衷于把某些晦暗的历史时期美化成“黄金时代”,为已有定论的史实、人物“翻案”,搞得是非难分、忠奸难辨。

        早在十多年前,冯骥才就批评过“胡说”历史的现象,直言“别让戏说折腾历史忽悠我们”。现如今,这一趋势愈演愈烈,更让人心忧。再这么折腾下去,我们很可能跌入“泛娱乐化”的陷阱——历史变成了屏幕里的调味剂,功用无非是抖个包袱、“拌”个笑料,真实几何却无所谓了。倘真如此,那“古今多少事”,真的可就在“笑谈”中渐成一笔笔糊涂账了。

        不支持曲解胡说,并不意味着历史呈现便只能一板一眼。说起来,国人对历史故事的兴趣堪称浓厚,悠悠千载中口耳相传的也不全是严肃历史。京剧、评书、话本以及历史演义等等,其中故事和人物未必一一贴合史实,多少有些演绎成分,可却也鲜有严重背离的,反而都能从中寻得历史的影子。许多人正是被这些历史的“多元讲述”激发了兴趣,在“读”“听”中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此中“戏说”之“戏”,是“戏剧”之“戏”,可理解为适度、合理的演绎,与上述种种过分、荒诞的“调戏”“儿戏”之“戏”,显然不是一回事。

        娱乐和历史不是互斥的磁极,关键在于把握好“度”。面对历史,面对前人的集体记忆,始终应当怀有一份“温情与敬意”。更何况,那些乍看有趣、戏谑的东西,稍一咂摸便觉索然无味,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也难以带来高层次的精神愉悦。早有学者告诫,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对待历史,尤需绷紧“切勿娱乐至死”这根弦。

  • “士为知己者干”

        陈鲁民

        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时,因延安条件艰苦,他又必须保证体力,便想找些白糖吃。有关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才为他寻来两斤白糖。1939年3月26日,冼星海开始工作,他一边嚼着白糖,一边含着烟杆子,旁边妻子还在熬制“土咖啡”。在简陋窑洞里,这样苦战六天六夜后,大气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诞生了。

        彼时,各级领导都很关心冼星海。毛泽东曾亲自给他送去延安难得一见的派克钢笔和墨水,萧劲光送了他一间专门用于创作的窑洞和一筐蜡烛。而冼星海也没有辜负领导厚爱,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陆续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六部大合唱、两部歌剧、一部交响乐总共几十首歌曲,为鼓舞根据地军民抗战作出巨大贡献,这也成为他一生创作的巅峰。

        试想,如果对冼星海吃糖的“特殊要求”不予理会,或者指责他搞特殊化,批评这是追求享受的“臭毛病”,《黄河大合唱》还能诞生吗?即便勉强出世,会是现在的效果吗?

        平心而论,两斤白糖在延安时期虽稀罕,但也的确算不了什么,可它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和厚爱,体现了对创造性劳动的肯定与鼓励,体现了领导者礼贤下士的宽阔襟怀和恢弘度量。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似乎有些夸张,但“士为知己者干”,却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谓“知己”,不仅是内心理解,也要体现在实际支持上——舒心、温暖、宽松的环境定会大大激发“士”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那些老是埋怨留不住人才、下属不肯好好干活的老板、领导,不妨扪心自问,有没有营造出良好环境?那“两斤白糖”,究竟是自己享用了还是赠与人才了?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一则新闻,青年博士刘某被某高校引进后,发现原本约定好的人才公寓没了,过渡房不再提供,科研奖金被克扣,无奈之下提出辞职,反被索要138万元赔偿款。如此操作,离党的人才政策初衷,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

  • “搁浅”

        漫画/王铎

  • 善用方为真爱才

        许海兵

        《庄子·至乐》记载过一则故事,“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说的是有海鸟飞落鲁国城郊,国君将之送到宗庙,奏虞舜时的乐曲,摆祭祀用的三牲。海鸟惊恐忧惧,不敢吃一块肉,不敢饮一口水,三天便死了。

        无独有偶,东晋时也有“支公好鹤”的故事,高僧支遁的朋友慕名拜访,带来一对幼鹤作见面礼。支遁非常爱惜,生怕幼鹤飞走了,“乃铩其翮”,可剪短翅膀的幼鹤,“反顾翅垂头”,支遁心里难受起来,若有所悟:“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于是,他好生喂养这对幼鹤,待其翅膀重新长出、凌空而去。

        虽然喜爱是真的,但鲁君“供鸟”和支遁“铩翮”的做法,效果却与害之无异。试想,囿人才于身边,只一味宠之、捧之、供之,使其不得用其长、展其才、尽其力,久而久之,人才也就沦为庸才。然而时至今日,鲁君遗风犹存,像支遁这样能够幡然醒悟的少之又少。不乏有单位不管人才与工作对口与否,一律“招”得很勤、“攥”得很紧,甚至明文规定只进不出,美其名曰“储备干部,以备后用”。爱才而不用、反困之,这与鲁君和支遁的做法何其相似。

        善用方为真爱才。怀用世之才却报国无门,无论怎样养尊处优,其精神上的失落皆无法弥补。早在1956年,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中就指出:“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可放眼现实,多少人才被粗暴改换专业,干起活儿来既不顺心又无兴味,哪还谈得上激发积极性、创造力?

        人的某方面专长,一般都与兴趣密切相关。许多人才一旦钻进酷爱的专业,就倾尽心血、攀登高峰,宵衣旰食、乐此不疲。创造条件、实现人尽其才,就是对人才最实际的爱护,也将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

  • 多做“事中诸葛亮”

        胡建新

        多少年来,人们把诸葛亮当作智慧的化身,并将那些事前极少良谋、事后大谈得失的人讽为“事后诸葛亮”,告诫大家凡事要未雨绸缪。但也有观点认为,当工作出现差错、事业遭遇挫折,做做“事后诸葛亮”,寻找失误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进而亡羊补牢、避免重蹈覆辙,也不失为可取之法。

        提倡做“事前诸葛亮”也好,主张当“事后诸葛亮”也罢,都不无道理,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罢了。然而,做一个神机妙算的“事前诸葛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往往很难。因为世事纷繁复杂、变幻莫测,许多事情并不能如人们预料的那般发展变化,纵然预测再科学、筹划再周密,也难免百密一疏。就连被神化的诸葛亮,也未曾料到马谡失守街亭、关羽败走麦城。而当一个“事后诸葛亮”,虽也可找出失败的教训,为来日的成功创造条件,但毕竟无法挽回损失。因此,凡事多做“事中诸葛亮”,倒是更可行,也更值得提倡。

        譬如,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哪个“事前诸葛亮”能够预知,就非常需要有一批“事中诸葛亮”应时而为,挽狂澜于既倒、解危难于现实。事实上,也正是一大批“事中诸葛亮”想方设法控制疫情,经过各方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取得了中国战疫的决定性成果。

        值得指出的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些人做起“事前诸葛亮”来不可谓不“神”,拟定计划、部署任务等头头是道、有板有眼;有些同志当起“事后诸葛亮”来也不可谓不“牛”,总结教训、反思问题都是一套又一套,好像早有善后之察。可某些善于“事前谋划”“事后总结”的人,却不巧缺乏“事中应对”的本领,每当工作中发生意外,便一下子慌了手脚、乱了方寸,每每惊慌失措、束手无策。

        当然,做“事中诸葛亮”其实不易,需要具备灵活解决矛盾的高超能力、应对风险挑战的过硬本领。而要掌握这些能力本领,必须加强学习锻炼,提高综合素质,在实践中不断锻炼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深邃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决断力。审时度势、随机应变,面对不测之患时能够游刃有余、准确处置,甚至能够制定良计妙策化险为夷、化危为机,这是诸葛亮的高明之处,是后人学习诸葛亮的精髓所在,是今天我们干好工作必不可少的真本领、硬功夫。

  • 身后名与即时酒

        严阳

        说到西晋文学家、书法家张翰,很多人是从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认识他的。“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这里的“季鹰”是张翰的字,这两句说的是: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到家乡苏州鲈鱼味美,便弃官回乡。

        从张翰弃官返乡,便不难推知其家乡鲈鱼之美味。同时不难想到,张翰在享用鲈鱼时,必有美酒相佐——不用说在文人学士普遍对酒兴趣特浓的魏晋,即便是在今天,酒也是豪爽之士的“密友”。当时,由于张翰跟酒太过亲密,有人劝他:“你怎可放纵、安逸一时?难道一点也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你猜张翰怎么回答:“与其让我身后有名,还不如现在喝一杯酒!”

        这段对话记录在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中。这种毫不在意身后之名,反更看重眼前美酒佳肴的享乐观念,在各个朝代似乎都很有市场。李白《将进酒》中亦有名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古来圣贤”都很寂寞?能够在历史上留名的都是“饮者”?试想,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壮美诗篇,而仅有好饮之名,李白真的会为后人敬仰吗?比他更加嗜酒、酒名也更大的魏晋名士刘伶,如若没有传世之作,“酒鬼”之名真能扬天下吗?显而易见,真正让李白、刘伶等“酒鬼”扬名的不是“酒”,而是“诗”与“文”。

        对于中国文人来说,这些道理未必不知。明知如此又偏犯糊涂,最为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在残酷现实面前,为该“进”还是该“退”纠结痛苦。受儒家思想影响,多数人都渴望“积极用世”;可另一重现实是,并非拥有真才实学就一定能够为世所用。既不能“用世”,自然就会转而“遁世”,一头扎进老庄的怀抱里。而就“遁世”来说,入深山做隐士是一种方式,身居闹市与酒为伴,佯醉与佯狂也是一种方式。

        从刘伶到张翰,再到李白,再到无数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人酒徒,有多少不属此类?说回张翰,他之所以返乡,恐非鲈鱼味美,而是彼时朝廷充满不同政治力量的激烈斗争,让他深受威胁深感危险。所以,对“身后名”不如“即时酒”的说法,今人可千万别当真。

  • “辞达而已矣”

        周振国

        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得知女儿备办嫁妆,便从京城捎回一只箱子,其内空空如也,只箱底一醒目大字:“勤”,从此新婚夫妇谨记父训,勤劳治家。12岁的鲁迅在绍兴三味书屋读书时,一次因帮母亲做事上学迟到、受到责罚,为汲取教训,他立下一字座右铭:“早”。上世纪60年代,作家赵树理收到大儿子一封要钱的信,信上仅一字:“钱”,考虑到儿子已成年,赵树理回信也只一字:“0”。

        一字之文绝,一句话演讲也妙。1936年10月19日,在公祭鲁迅先生大会上,邹韬奋先生发表演讲:“今天天气不早了,就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马寅初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参加郭良夫老师的婚礼,其致辞也是一句:“我想请新娘放心,因为根据新郎的大名,他一定是位好丈夫”。宾客先是一愣,继而恍然大悟——“良夫”,岂不就是好丈夫!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明代诗人敖英在其《慎言集训》中,提出语言应用要做到“十贵”,而以“言贵简”为首。被称为“桐城三祖”之一的清人刘大櫆也认为“简为文章尽境”,并说:“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刘禹锡的《陋室铭》不算标点80余字,却名扬古今。诸葛亮的《诫子书》不足百字,成为后世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三百余字,被千古传诵。再看当代,杨振宁先生的博士论文起初只有3页,在“氢弹之父”泰勒的要求下,经两次扩写,最后为13页,被称为“世界最短博士论文”。而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凭借不足千字的论文《关于DNA分子双螺旋模型》,摘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当然,说话行文并非全都越短越好,而是要倡导朴实简洁的文风,像孔子答卫灵公所言:“辞达而已矣。”把意思表达清楚、话说明白就行,完全没必要“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或像小鸡逮着个肥蚯蚓似的啄个没完。

  • “六必居”乱弹

        于文岗

        居京几十年,“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一样不沾,六必居酱菜倒没少吃。相传,六必居酱园创自明朝中叶。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山西临汾西杜村赵氏兄弟开办的店铺,最初专卖“七件事”中的前六件,故名“六必居”,酱菜只是其中之一。后来酱菜出名了,这店铺就专售酱菜,“六必居”三字的涵义也随之而变。

        以六必居博物馆的说法为准,“六必居”涵义如下——秫稻必齐,选用颗粒整齐、颜色均匀的秫稻为原料;曲蘖必时,制曲发酵要掌握时令;湛炽必洁,用开水烫洗或火烤之法使制菜工具清洁干净;陶器必良,生产使用的陶瓷器皿必品质优良;火齐必得,生产操作过程要严格掌握火候;水泉必香,保证生产用水清澈甘甜。“六必”简言之,用料必须上等,设备必须优良,工艺必须一流。

        “六必居”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舌尖上的记忆”,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一丝不苟秉承百年的范式。无论做任何事,其实都可对照“六必居”的标准。

        比如旅游,若以景点必美、行程必顺、住宿必适、三餐必精、购物必悦、娱乐必爽六点论之,能达“四必居”,就很不错了。再说开会,如能实现会议必短、讲话必简、人员必齐、闲谈必少、议题必具、议而必决“六必居”,一定是高质量的会议。还有文章,倘若以材料必真、立意必新、文字必顺、逻辑必严、结构必当、标题必巧为“六必居”,那便不会差到哪去。

        做人做官也可来个“六必居”原则。以做人而论,以存心必良、心胸必阔、待人必善、处世必诚、出言必谦、律己必严为“六必居”,无疑君子。再以做官而论,以为官必清、理事必公、体察必明、待民必亲、贫困必济、邪恶必除为“六必居”,能说这不是好官吗?

        这还真是,为人处世“六必居”,不是一流也相宜。